陈佩秋：山高水长，美意延年-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阅读提示：“我经常拿着自制的毛笔、墨水瓶，带着一卷小纸，到处去画画、写生，感到乐趣无穷。”
记者｜王悦阳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幽雅清静的龙华古刹方丈室内，洋溢着一片融融美意，伏在案前，挥舞着如椽之笔的，是已经95岁高龄的海派丹青一代大师陈佩秋先生。尽管已年过耄耋，老人看上去却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和往常一样，她正沉浸在笔墨飘香的世界里。在陈佩秋7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绘画可以说是永远不变的人生主题。随侍在侧的，则是龙华寺方丈，大德高僧照诚法师。这几天，这对忘年交的书画艺术展，正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
熟悉陈佩秋先生的人都知道，在当今画坛，她可谓是硕果仅存的领军人物。无论是她的山水还是花鸟，包括她的书法，都拥有众多的“粉丝”。她的花鸟取法两宋，用工笔双钩，赋以重彩，把中国绘画传统技法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这种传统技巧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色。她的山水常用墨彩写意的笔调，绘出淡雅简远的意境来。数十年来，她细心钻研国画的笔墨元素，并结合西方绘画的色彩运用，为传统国画在现代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做出了独到的诠释与定位，创出了一片新天地。尽管年逾九旬，去年还生了一场大病，但恢复之后，陈先生的创作激情澎湃依然。她专为本次展览创作了多幅青绿山水、花鸟和书法作品，充分展现陈派书画艺术的深厚涵养，令人钦赞。而照诚法师在弘法利生之余，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情殷翰墨丹青。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着墨拙朴，笔力苍雄，机趣空灵，简而益远。
诗心文胆，禅趣天机。书画双绝，美意延年。本次展出的百余件书画作品，不仅体现了两位作者高超的艺术造诣，更传递出他们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意韵。秉承传统文化、坚守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字里画间，跃动着他们的执着与炽热。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此次书画展荟萃的精品力作，正是从造化而来，由“心源”而出，通过禅心，再现为“心画”。令人们在山高水长之中，体味禅意中之翰墨，翰墨外之无尽机趣，发人深省，启人智慧。
就在展览开幕之际，《新民周刊》记者走访了95岁高龄的陈佩秋先生，说平生，谈艺术，论古今，用心聆听耄耋老人的智慧之言。
从临摹到写生
《新民周刊》：陈老，在您整个一生的艺术生涯中，始终都贯穿着“执着”二字，令人钦佩。1923年，您出生于河南南阳，却在昆明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儿时的生活，带给您怎样的记忆与影响？
陈佩秋：我的父亲、祖父都是河南南阳人，可是后来他们从南阳到了昆明。我父亲是学军事的，是清代讲武堂出身，跟朱德他们都是同学。当时唯一的军校就是讲武堂，黄埔军校是后来办的。我想，父辈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一个军人的刚毅、坚强与果断吧！我这一生，认定了绘画艺术作为终身的职业，就一辈子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孜孜以求，从无二心。
《新民周刊》：的确，在您年幼时就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天赋，但是高中毕业那年，抗战的烽火遍地燃起，出于“科技救国”的目的，在家人的建议下，您考入了西南联大，学的是理工科。
陈佩秋：对，经济系。我本来很喜欢理工科的，我在学校里物理、化学、数学都很好的。所以我本来是想读理工科，但家里人却说，一个女孩子读什么理工？学学会计就好了，到将来工作就是做会计，不挺好的嘛？但其实我并不愿意这样，于是就没有念西南联大，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新民周刊》：性格上坚强、果断的一面此刻发挥了作用，无法忘怀心爱的绘画艺术的您在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后竟毅然辍学，出走重庆，考进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又随校到了杭州西子湖畔，苦读7年，师从黄宾虹、黄君璧、潘天寿等前辈大家，真正走上了漫漫丹青之路。
陈佩秋：当时在昆明，国立艺专好多先生、教授去开展览，我看着那些画，觉得很好，非常喜欢。黄君璧先生见我如此热爱绘画，就建议我去重庆考国立艺专。结果我就这样考进去了，那时战局混乱，人心惶惶，教师都常常不能保证教学，何况学生？局面真是乱得很，但我不管，还是天天坚持在学校里画画，其他什么都不管，从抗战时的重庆读到抗战胜利后搬回杭州，一直到迎接解放，整整7年。
《新民周刊》：在求学期间，同学们都临摹老师的画稿或者明清以来的写意画，但您却特立独行，被老师视作是匠人画的五代绘画作品《江行初雪图》，在您看来却是内容丰富，值得临摹。因此花了大力气，临摹了好几遍，为此甚至还“得罪”了黄宾虹老师，是么？
陈佩秋：我临画，起初是从临清代的山水，从四王、吴、恽开始，这是郑午昌先生指点的，他说清六家还是吴（吴历）、恽（恽寿平）最好，我觉得有道理，他就借给我许多吴、恽作品的照片，我就开始临摹。随后再往上推，学元四家，特别是王蒙和倪瓒的作品，随后继续往上，看到了宋、五代作品，我越来越感到精彩！于是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学习、临摹。有一次在学校图书馆里，我看到赵干的《江行初雪图》，我一看画得很好啊，特别是水纹、渔网和芦苇，画得那么精细准确！于是我就决定临摹，前前后后画过两幅，一幅全的，带颜色，一幅局部，水墨。后来这画给黄宾虹老师看到了，他说这个是匠人画的，你不能临这个东西，我一下子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我又去问郑午昌先生，郑午昌先生说，赵干《江行初雪图》很好，你学这个东西有用场，人家从前都是写生的，这都是从写生里来的，绝不随便。我就问郑先生，怎么宾老说这是匠人临的呢？郑先生笑笑不响了。
《新民周刊》：您曾说过，选择谁作为学习榜样很重要，难学不易画、易画不难学。纵观您的学习经历，从下而上、由易到难地钻研历代大师的艺术，近乎疯狂地从中吮吸滋养，的确丰富了笔墨修养。但应该说，您是学古而不泥古，在掌握了传统笔法之后，更多地则是积极出外写生，是么？
陈佩秋：在临摹的过程中，我由衷地体会到，宋画那么精彩，其实都是从写生、从生活里来的。因此我要走出学校，走进生活。以前我们学校在重庆的时候，附近都是山，花草树木很多，都可以自己去写生。到了杭州，更加美丽了，四周的风景、花鸟，画不完，画不够，我经常拿着自制的毛笔、墨水瓶，带着一卷小纸，到处去画画、写生，感到乐趣无穷。
我的花卉几乎全是写生而来的，山水也是。当时，关良先生也在学校里任教，我有时候就跟着关先生一道外出，看他在写生，我也写生。
从传统到创新
《新民周刊》：建国后，美专毕业的您来到了上海市文管会工作？
陈佩秋：解放后，我毕业了。我是愿意选择留在杭州的，想在浙江博物馆做研究。当时接管学校的是从延安来的几位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师，江丰、莫朴等。那时候很民主的，问我们学校里的毕业生，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要自己报。我说第一是杭州，第二是上海，第三是北京，主要是因为我在南方住惯了嘛。后来江丰先生对我说，博物馆有什么好去的？全是跟死人打交道，跟我去北京！因为当时他到北京去接管美协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事，需要青年人帮助他，于是叫我跟着他一起到北京去。我跟着他坐火车，结果到了上海，我打听到上海文管会也需要人，于是我说我不去北京了，就什么也不管，拿了行李从火车站下车，留在上海了。哈哈！我不去北京，主要是怕北京的天气。我觉得上海也挺好的，于是就留下了，待了一辈子。 《新民周刊》：有了临摹的经验，再回到生活中写生，这就既有传统的渊源，又有生活的依据，同时又不失个性创造。1956年，您以一幅工笔画《天目山杜鹃》参加上海青年美展，获得一等奖，后来又参加全国青年展，抱了个二等奖回来。不久上海美术家协会成立，上海中国画院也组建起来了，年仅33岁的您有幸跻身其中，成为专业画家。在这一阶段，您从古画中学来的技巧，与从生活里得到的形象，完美地结合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工笔画，并以年画的方式大量出版，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陈佩秋：和文管会比，当然画院里好，画院里可以学画画，文管会就是办行政工作，可是看画那是很好的机会。我以前在学校里，临画临了7年，同学们都骂我说，一辈子没出息，只晓得临画。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就是想一家一家地研究透了，先慢慢地学会了，再去创作，就是这样。
所以我后来在画院的时候画了不少工笔画，都是从写生中来的，又给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成年画、宣传画。比如那幅《天目山杜鹃》，那个是山杜鹃，完全是我写生来的，山上的杜鹃，不是自己种的家里的杜鹃花，山杜鹃是很大的，非常漂亮。这幅画得奖后出版成了年画，挺受欢迎的。类似这样的画还有好几幅，都是用传统工笔画的笔法，但形象都是来自生活，写生而来的。
《新民周刊》：研究您上世纪70、80年代的绘画风格，可以看出既吸收了八大那种笔墨简练、章法奇特、静穆清华的墨韵，又有着强烈的宋人工笔写实的风格，粗犷与细致，奔放与含蓄，形成了典雅脱俗、特殊秀美的格调。而众芳苑里，兰花又是您最爱画、也最擅长的品种。不仅画得最多，还会在画上署名“健碧”，这其中有什么寓意么？
陈佩秋：我画兰花，其实都是自己家里种的品种，再有一些苗圃写生而来。那时，我家里有个阳台，很多朋友都送兰花来给我们种。我就开始观察，兰花是开一朵的，蕙花是开好多朵的。蕙花也香的，但没有兰花那么香，它一朵一朵慢慢开，由下往上，你摆在房间里，整个房间都是香的，所以古人叫它“香祖”。在春秋战国时候就有“纫秋兰以为佩”一说，我取画室名为“高花阁”，又在画上落款“健碧”，是取自杨万里的诗句，也就是“高花枝头晚始开”的意思，我愿意做一片叶子，衬托红花，虽不美丽，却能郁郁葱葱，长长久久。
那时，每一年我都会去龙华苗圃，就是现在的植物园生活、写生三个月。因为我们画院要求画师下生活，老的去不了，就是我跟程十发两个人是三十几岁的，人家都是六七十、七八十岁，去不了。程十发选择到云南西双版纳画少数民族，我在花鸟组，于是就去龙华苗圃里写生。其实苗圃里不止兰花，小盆景、仙人球什么，我全画的，有什么我就画什么，积累了不少画稿呢。“文革”结束，曾经有出版社想出版我这几十本写生册，我也同意了，但谢稚柳却提醒我，这里的画稿，你最后画出来的不足十分之一，还有那么多没画过，全部都拿出来出版，岂不可惜？我想想也对，光松树的写生，从树干到树枝、松针、松子……我就有好几本，哪里来得及都画出来？老头的话有道理。
《新民周刊》：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年近六旬的您有机会走出国门，大量接触了西方艺术，特别是印象派的绘画，莫奈、马奈、德加、梵高等人作品中鲜艳明亮的色彩、简练准确的结构、强烈的明暗对比，引起了您浓厚的兴趣。于是您不断尝试，借助工具材料等，采用中西合璧的创作手法，开创了彩墨结合的新画风。特别是在色彩上，不断尝试着捕捉光和色的变化，呈现新的色彩缤纷的世界，最终迎来了艺术创作全盛时期的高峰。
陈佩秋：我在美国的时候，好多时候就在研究西画的色彩，那是真好！我发现，这与环境有关。你到大自然里去，看到的色彩，那么丰富多变！我住在洛杉矶，春天房屋两边的花树，各式各样颜色都有，目不暇接。四季的花在洛杉矶是什么颜色都有，五颜六色。所以我回来才会画那么多的颜色，因为那花树给我的印象真是漂亮啊！
此外，摄影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摄影比绘画的色彩要丰富，非常值得参考。摄影可以最快速度记录下自然光影的变幻，画画往往会来不及捕捉，拍下来作为参考，就是很好的办法。我记得那阵李可染先生就是这样，拿个老照相机，常常拎着，到处拍照。我就问，李先生你这是干嘛？他告诉我，我这是在摄影、写生。所以你看他的画，没有色彩的，全是黑白的，但有光影的感觉，就是借鉴了摄影的。
从质疑到鉴定
《新民周刊》：如今，您功成名就，年已耄耋，艺术作品价格更是在市场上长期居高不下，还照样供不应求，尽管如此，您却从来不看重这些，反而花了很大的力气，孜孜不倦地执着于中国古代书画巨作的重新审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您曾直率地说：“我既不想抢别人的饭碗，更不想当不赚钱的‘傻帽’。只是当前鉴定界随意之风蔓延，学术水平日下，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艺术的不负责，对后人的不负责。我要尽己所能，还书画历史以本来面目。”
陈佩秋：我为什么做这个研究呢？这是有原因的。一开始我也看不懂古画。尽管以前在文管会工作，看过很多东西，但其实真伪那个时候哪里能够搞得清楚？1950年的时候，我临过《柳鸦芦雁》，后来才知道那不是宋徽宗的画，当时又不懂的。我是从80年代以后，开始对古画进行研究的。因为当时张大千先生带了个口信，他说，那一批董源，就是辽宁博物馆的，还有北京故宫的那几幅，他说那个东西不好。其实有些东西还是他卖出来的。但他还是说这些画是有问题的。谢稚柳听了就说，大千现在老糊涂了，并不相信。
我就奇怪了，大千先生怎么会这样讲呢？于是我就花了力气去研究。最终我发现，《潇湘图》其实是临摹《夏景山口待渡图》里的一小段，但画得蹩脚得很，只要两幅图一对就晓得。《夏景山口待渡图》和《夏山图》其实是赵孟画的，董其昌把款裁掉，就变成董源的了！一般来说，赵孟的款都是落在卷子的最后，这从他出版的全集里可以去看嘛，全是这样的落法，于是董其昌切掉款，这还不算，又造了一段《潇湘图》。他是晚明的，董源是五代宋初的，赵孟是元朝的。三者可以比对的，一对绢就对出来了。
到后来，80年代以后，快要到90年代初，谢稚柳也开始相信张大千讲的是对的。特别是那个《潇湘图》，他摹的那一段并不好，笔触比《夏景山口待渡图》差远了。只要会画画的人，一看那个笔触就晓得。你不会画画，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你拿来给我看了，我会告诉你听，你就会相信，因为事实摆在那儿，他那个笔触是很差的，画的山坡、芦苇、人物等等，都不好。后来，晋唐宋元的画到上海来开展览，这张《潇湘图》也在里头，我特意跑去看，这个卷子怎么这么新？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了。其实你稍微留心比对一下绢底就能够发现不同的，这就是证据，你用放大镜看，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觉得，幸好张大千先生说了这句话，所以我才开始研究古画了。我想大千先生讲的总有道理，因为这些画都是他收藏过的。
《新民周刊》：对于古画的正本清源，您有着义无反顾的勇气与过人的眼光。因此您才能不畏权威，频频对一些千古名画提出质疑，因为您始终坚持，鉴定的前提是必须看懂画作。特别是在今天，科技发达，手段丰富，更是去芜存菁、还原历史面貌的最佳时机。因此，多年来您一直呼吁有志之士能成立一个古画研究机构，您甚至愿意把鉴定技术全部传授给学生。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陈佩秋：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们的高校、美院培养出来这么许多的史论系的学生。三年毕业，只会写文章不会看画。我就直言，这个系办错了。应该是会画画的人去办这个系，再去到史论系去教书，这样才能读懂绘画史，两者结合起来，教出来的学生才有用，光是自己捧着那个书本读读没用的。他不理解那个画是什么东西，怎么画出来的，是不行的。我现在能够有一点说明这些问题的本事，其实都是大千先生的指引，他说这些画是错的，是假的，我去研究了，我才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去研究，我也不会来管这些事。所以我说，幸好张先生的一句话。这个也是教导啊！我得益于他的一句话，要不然我连这点建树都没有。现在我教我的孙辈们看画，但他们也不太肯学，都要搞经济，我说搞经济就是想钞票对不对？我又不想钞票，我就搞这个事。
《新民周刊》：这太有趣了！您当年从经济系走进了绘画，如今孙辈们却又从绘画走回了经济。
陈佩秋：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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