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40年，人均寿命长10岁-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40年中国医疗领域的变化，只需要一个数据就可以简要地概括：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
　　40年间，中国人均寿命长了10岁，这是经济发展、卫生营养条件改善和医疗事业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医疗服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在人均寿命快速增长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老三样”，到不断更新换代的现代化大型检查仪器设备；从乡村赤脚医生到接受专业教育、规范化培训的高素质医护人才；从面对疑难杂症无奈放弃到用世界一流技术解除病痛；从临床科研零起点到经常登上权威大刊……两相对照，中国医疗40年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不再陌生的中国作者

　　去年年底，上海华山医院古色古香的花园会议厅里，举办了一场简单却又隆重的论坛，主题是宣布华山医院临床科研团队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的一个重要成果——将病人偏瘫一侧手臂的神经嫁接到健康一侧大脑，重新“唤醒”偏瘫的手。徐文东团队的这项成果被总结为论文《健侧颈神经移位术治疗上肢痉挛瘫的临床试验》，登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这篇论文也是2017年度这本杂志唯一刊登的一篇临床手术类科研论文。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创刊于1812年，影响因子位列全球医学期刊之首，全世界的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都以能够登上这本杂志为荣。这本期刊对临床科研成果审查严格，需要投稿者能够有力地证明手术或者治疗方式的有效性。徐文东团队先后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投稿三次，在进行了巨量的修改和补充后，最终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接受和刊登。
　　华山医院手外科和神经外科享誉国内外，在这家医院，每年有大量因疾病脑损伤而带来中枢神经损伤的患者接受治疗。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医生们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治疗方法。
　　过去，治疗中枢神经损伤，纠缠于如何恢复受损一侧大脑的功能，但无论是传统的神经康复治疗、中医疗法还是后来出现的干细胞治疗、机器人辅助康复等，治疗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徐文东团队在前辈思路的基础上，开始“剑走偏锋”的跨学科研究——把偏瘫一侧手臂的神经嫁接到健康一侧大脑。经过十年的不断摸索和总结，这个设想以及它的临床效果，终于得到了主流医学科学界的认可。
　　发生在徐文东团队的故事，是近几年来自中国临床科研领域成功而且典型的例子——国际权威的医学期刊，如今对中国的作者们，越来越熟悉了。
　　曾经，中国临床医学科研几乎没有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果。改革开放前，中国医学研究经历过一段封闭时期，面对需要救治的患者，医生们只能“闭门造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新技术。
　　今年90岁高龄的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上海新华医院原院长丁文祥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小儿心脏外科与国际同行几乎隔绝，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攻克技术上的难题。 “当时美国的先进手术装备是被禁止出口到中国来的，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也负担不起这些手术装备。”丁文祥和同事们一起搞起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查资料、做动物实验、做临床试验……没有手术器械和设备，医生们就联合工厂一起设计和制造。“大到人工心肺机，小到一根穿刺针一根插管，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依靠国产的医疗器械和自己独创的技术，丁文祥教授的团队每年可以做200例左右的先心病手术，尽管数量和质量与今天完全不能比较，但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不易，挽救了一些先心病孩子的生命。
　　中国的肝脏和心脏移植也是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步的。1977年，在物质匮乏、条件简陋的中国，第一例肝移植手术诞生在瑞金医院；第二年，中国首例心脏移植再次诞生在瑞金医院。在几乎没有国际交流机会的情况下，医生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国外有关肝脏、心脏移植手术的资料，然后再把这些书本上的经验搬到动物实验中，等动物实验成功，再运用到临床手术上。
　　从零起步的中国临床科研，自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虽然中国的医院有大量的病人，但过去临床科研重视不够，病人的资料存档、随访都很不健全。没有完善的随访资料，就不能得到严谨的研究结果。除此之外，早期，学者们手上的科研经费并不充足，处处要考虑钱的问题。
　　当然，直到今天，中国临床医学科研仍然处于量大而质不够高的阶段，引领性的医学突破还太少，海量的临床病例资源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不过，如果考虑到中国临床医学的起点，40年的进步已经值得赞叹。

屠呦呦后，中国药正在发力

　　中国的药物研发，从来默默无闻，直到2015 年诺贝尔颁奖礼的舞台上，走上一位中国人。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章颁给了85岁的屠呦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章。
　　屠呦呦获奖的原因是她在青蒿素研发中的重要作用，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 是一种完全由中国人开发、以中国传统草药为原料提取的全新药物。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自2000 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 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至今青蒿素还是中国政府援助南非洲受疟疾影响国家的重要“礼物”。
　　青蒿素的诞生，可谓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这个研究起始于1969年，背景是越南战争期间，疟疾在美军和越军军队中流行，之前的有效药物奎宁出现了耐药，越南向中国提出希望得到中国帮助，研发新的药物。
　　1977 年开始， 青蒿素研究人员以集体名义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公布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但在发表这些论文前，并没有申请国际专利，使得青蒿素这一来之不易的科研成果处于“不设防”状态，青蒿素的商业化生产最终落入一家外国药企。
　　如果说青蒿素的故事喜忧参半，那么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白血病“上海方案”的诞生，则真正是中国医学科研成就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曾是白血病中极其凶险的一种，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世界范围内也无有效治疗手段。1979年，瑞金医院的医生王振义，开始琢磨一套全新的方案。他一反用化学药物攻击癌细胞的观念，尝试将癌细胞“改造”成正常细胞。王振义借鉴了传统中医的一些理论，又结合了美国科学家提出的13-顺维甲酸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用维生素a的氧化物——全反式维甲酸（atra）进行体外细胞诱导分化的实验。

　　1986年，王振义研究的方案第一次成功应用在一名小病人身上，这位病人至今仍然健康生活着。两年后，王振义在权威医学杂志《blood》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全反式维甲酸临床应用论文，引起国际血液界强烈震动。
　　在王振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的学生陈竺、陈赛娟接过科研接力棒，这两位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海归”科学家，用当时最新的分子生物技术来完善全反式维甲酸方案，并最终阐明了其作用机制。
　　在两代科学家的努力下，2000年，全反式维甲酸与三氧化二砷两药联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方案”成型，有了这个方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第一个可基本治愈的成人白血病。
　　现在，中国科学家正在药物研发中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特别是在抗癌药这个药物研发的金字塔尖上，近几年也越来越多地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从2014年12月获批上市、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肿瘤药物阿帕替尼开始，中国科研团队掀起了研发抗癌药的热潮，新药上市的消息不断出现，还有更多的研究项目正在推进中。
　　最近，一种抗癌药物的iii期关键性临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这种名为“呋喹替尼”的抗癌药研究项目，由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李进教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副院长秦叔逵教授共同领导，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记黄埔医药与礼来制药等全国28家临床药物研究机构参与完成。
　　李进介绍，此前，《美国医学会杂志》从未发表过中国创新研发的国产抗癌药物项目，目前这个临床研究已经获得了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支持、上海市科委科技专项、浦东新区科委科技发展基金专项以及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对应的配套资金支持。
　　据了解，基于临床研究的数据，和记黄埔医药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了呋喹替尼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新药上市申请，呋喹替尼的上市申请因“具有明显临床价值”被授予“优先审评”资格，预计今年年底呋喹替尼就可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文。
　　 “期待呋喹替尼的后期上市能带动抗癌新药的创制体系建立，加速国内医药企业从抗癌药物的仿制向创制转变。”李进表示。

从“老三样”到同步世界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医疗条件是怎样的？相信经历过时代更迭的人还会记得。
　　如果你生活在农村或者小城镇，所谓的“医院”，就是医生简陋的诊室，诊室里只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这三个基本的诊断工具，被称为医生手中的“老三样”。如果你生活在大城市，基层的单位医院、工厂医院、学校医院，条件与小城镇和农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到了大城市数量稀少的几家大型医院中，才有相对先进的医疗设备如x光机、b超机等，为患者进行检查和诊断。
　　那个时候，如果得了严重的疾病，有些病人只能被转诊到离家乡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外的大城市治疗，如今已经比较容易治疗的肺结核、肝炎等疾病，当时还属于威胁生命的大病，而如果遇到肿瘤，医生几乎束手无策。
　　4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城市中，大型医院的硬件条件，与发达国家几乎无异， ct、核磁共振等等动辄几百万到几千万元的大型诊断设备，也已经成为大医院的“标配”，近几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里，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也开始经常应用到手术中。也就是说，从诊断和手术设备的角度讲，中国患者享受的是和发达国家患者同样的医疗硬件条件。
　　不仅在这些如今被视为“标配”的医疗仪器上，中国在最尖端的医疗仪器应用上，也已经走在前列。
　　2015年5月8日，位于上海张江的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开始运营，是我国第一家以质子重离子放疗为主要治疗手段的医疗机构，医院主要聚焦鼻咽癌、颅内颅底肿瘤、肺癌、肝癌及前列腺癌等五个重点病种。运行3年多时间，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已收治近40种肿瘤疾病，基本覆盖国内肿瘤发病率居前10位的病种。
　　在第一家质子重离子医院的引领下，质子重离子技术在国内逐步升温，国内很多企业和科研团队，已经开始着手研发国产的质子重离子设备。
　　说起高端医疗设备的研发，中国几乎没有产业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几家医疗设备研发企业从零起步，近5年开始崭露头角，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被视为独角兽企业的高端医疗设备公司。上海联影筹建于2010年10月，产品不仅自主开发高端医学影像设备核心技术，还为医疗机构提供医疗信息化凯发官网入口地址的解决方案。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大型放射类医疗设备被进口产品垄断，现在，中国高端医疗设备企业，有望打破垄断局面。2017年11月，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大会上，联影医疗首次参展，并推出了全部核心部件自主研发的一体化ct-linac，让同行们眼前一亮。如今，联影又将目光放在了医疗ai这一新兴的技术领域上，有ai技术“加持”的医疗设备，令患者充满期待。
　　当然，如果只有硬件条件的改善，没有医生的进步，中国医疗水平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中国医生培养，曾经封闭数十年，待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后，医生的培养开始融入世界。国门打开40年后的今天，中国医生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频繁地与各个国家的同行们交流学术成果和治疗经验。
　　在上海，不少三级医院制定了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其中，到海外完成1-2年全脱产的学习是“硬指标”。在医生海外学习期间，医院为医生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让他们安心在外学习。
　　这样的条件，是1990年代的年轻医生们难以想象的。经常有年纪稍长的医生回忆，1990年代初开始的十多年里，出国进修是非常稀罕的机会，只有医院中出类拔萃的骨干医生，才有资格赴海外学习。初出国门的中国医生们，常常为中国医疗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差距所震惊，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把当时最好的理念和技术带回中国。现在在国内广泛开展的微创技术、器官移植技术等等，都是那个阶段中国医生通过海外进修带回来的。
　　直到2000年后，中国医生出国进修变得越来越频繁，出国进修甚至变成了大型三甲医院医生的“必修课”。
　　近几年，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中国医生出国不一定都是去做学生，还有更多时候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大会上向各国同行分享中国经验。“现在我们的医生再出去学习，主要是学习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和理念，把他们好的管理经验、流程规范学回来，和早期盯着手术台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位上海医生告诉记者。
　　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医疗，是最容易让民众感受到获得感的民生领域。长寿的老人、健康的孩子、流行病的控制、药物选择的多样性……40年医疗的变化，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

链接：屠呦呦，治学一生未想功名
   
　　2015年诺贝尔奖公布时几次采访后，屠呦呦很少出现在媒体镜头前，最新的一次亮相，是今年7月1日，一位领导探望她，已经88岁的屠呦呦说：“我希望青蒿素还能作更大贡献。”
　　回想三年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名单公布时在中国人中间引起的热议，网民们激动的声音犹在耳边。屠呦呦的获奖，实现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上多年的愿望。但即便在那个极其特殊的时刻，屠呦呦本人，也还是平静的。对这位在科研岗位上干了一辈子的老人来说，科学工作就是科学工作，功名也只是功名而已，工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功名。
　　屠呦呦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优雅，也有着建国后第一批科学家身上的踏实和倔强。
　　屠呦呦1930年出生在宁波一户开明的家庭，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要求女孩也要读书。1951年的夏天，屠呦呦高中毕业报考北大医学院药学系。4年后，屠呦呦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真正加入青蒿素的研究，是在1969 年，屠呦呦被召集加入一项特殊的科研任务中。她曾谈及，在一个科研被荒废的环境中，被征集到科研任务里算是一种“幸运”，这一年屠呦呦年近不惑。
　　屠呦呦所在的小组是研究中药中可用于治疗疟疾的办法。屠呦呦在学校是学药学的，属于西方医学理论，工作后又学习了中医，因此兼备了两种思维方式。屠呦呦开始带领团队从民间、传统的药方中寻找资源。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到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 
　　　　获得诺贝尔奖后，屠呦呦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科研事业中。“一直到现在，（青蒿素）抗疟的机理也并没有弄清楚……一个新药只有将机理搞清楚了，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我也还在做一些工作。”获奖后不久的一次座谈会上，屠呦呦发言说。

王振义：突破与创新是科学应有之义
   
　　在上海瑞金医院学习的医学生们会很惊讶，原本以为只有在新闻报道、重要会议上才能见到的王振义院士，竟然经常能在医院里“偶遇”。要知道，在年轻的医学生看来，王振义院士仿若“神一般的存在”。
　　今年94岁的王振义院士，至今坚持着每周教学大查房、为年轻医生们上课的习惯。而且，他的课与众不同——他要年轻人们向他提问，能回答的他当场回答，不能回答的他会回去查阅文献、研究，得到答案后下一次上课再解答。王振义院士说，这样上课对年轻医生们是考验——如果不掌握最新的医学进展就提不出高质量的问题；对他自己也是督促——他必须不断充电，跟上时代。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最早就来自王振义院士天马行空的设想。他将中国传统医学理念与现代医学理念相结合，提出“诱导分化”的理念，为癌症治疗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1979年，王振义开始用“诱导分化”理念，尝试将癌细胞“改造”成正常细胞，却一无所获。1980年，美国两位科学家用13-顺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实验成功，这个实验给王振义教授带来了启发。当时中国国内生产的唯一一种维甲酸，是上海第六制药厂生产的“全反式维甲酸”，用于治疗皮肤病。
　　经过8年探索，1986年，王振义和学生终于用实验证实atra可以诱导分化急性早幼粒细胞，效果远优于13-顺维甲酸。但atra的毒性更大，而且，作为从未在国际上报道过的全新治疗方式，其临床应用会承受很大的压力。面对阻力，王振义在大量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研究成果。
　　　　当年，王振义用 “全反式维甲酸”治疗了24例病人，病情完全缓解率超过90%。他将相关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血液学权威学术期刊《血液》上，立即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因为原创性的“上海方案”，全世界的血液病科研人员对他们的中国同行敬佩有加，在世界血液疾病研究领域，中国人的声音，可谓一言九鼎。
　　
吴孟超：热爱成就伟大的事业
    
　　如果要问谁是最热爱手术台的医生？吴孟超院士一定是其中一人。
　　就在今年5月，96岁的吴孟超院士还在徐州完成了一台肝脏肿瘤手术。这是他站上手术台的第69个年头，时间丝毫没有冲淡他对医学的热爱。作为我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吴孟超院士一生的探索，为中国肝病诊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0年7月26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永久命名第17606号小行星为“吴孟超星”，以表彰他对人类健康事业的卓越贡献。
　　1943年，吴孟超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中国是肝脏疾病高发地区，在裘法祖的引导下，吴孟超开始向肝脏外科领域发展。
　　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肝脏外科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没有教科书，没有符合正常生理的肝脏解剖理论，也没有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先例。吴孟超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成立肝脏外科攻关小组的报告。在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实验室里，攻关小组用自创的材料研究肝脏血管的分布。
　　1960年初，吴孟超出席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代表“三人攻关小组”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与会专家分析核实后得出结论：这是肝脏解剖的新见解，是我国肝脏解剖理论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五叶四段”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如今还在外科界沿用。
　　后来，吴孟超完成了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创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取得业内领先的实绩，成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
　　2006年，吴孟超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500万元奖金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奖励给他的100万元资金，全部捐献给他深爱的肝脏外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