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情有余到专业成熟-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记者｜王　煜

汶川地震发生后，举国震惊，无论年龄、职业、能力，四面八方的人们或慷慨解囊，或直入灾区，爱心的力量空前汇聚；许多个人、组织受此感召，开始奉献于公益，并一直坚持下来。公益慈善从之前人们心目中的“只是政府的职责”“有钱人才能做的事”，逐渐成为全民意识的一部分。

　　十年前的巨灾发生之年，因而被称之为“中国公益元年”。汶川地震，在中国公益领域究竟意味着什么；十年来，公益组织经历了一条怎样的成长之路？

发于善心，走向专业

　　如果没有那场地震，2008年5月12日，对程雯来说，可能只会是一个普通的忙碌日子。那时，距离当年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开赛只有一周时间，本身是企业管理者，也参与赛事组织工作的她正筹备比赛的各种细节。地震发生后，许多报名者跟她说：“我们与其背着行李去戈壁徒步，不如去灾区做志愿者。”这些队员，是全国各个著名商学院的学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我当时很理解他们，我内心和他们有同样的感情，但有一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去了能做什么？”程雯说。
　　尽管没有组队去灾区，但程雯和同事们将当年的戈壁挑战赛组织为赈灾义赛，号召参赛者一边徒步一边筹款，为灾区募集到了30多万元善款。那段时间，赛事的核心组织人员一直在思考：戈壁挑战赛是为了让参赛者领悟坚持的意义，那我们怎样在救援中出一份力，给危急中的人们以力量，让他们坚持？参加比赛的“戈友”们的决定是，自愿发起中国第一支企业家志愿救援队。在2010年玉树地震等灾害中，这支企业家志愿救援队参与了现场救援。
　　提到汶川地震对自己的意义，程雯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它让我突然发现，我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我应该抓紧时间，去做一些该做的事。”实际上，有许多和她有相同感受的人，都和她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在这场巨灾之后，选择了投身公益。
　　以灾害事件触动成立的公益组织最初多以紧急救援为方向，随后如何发展，是公益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2011年9月，以救援队的团队和实践为基础，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程雯担任理事长。基金会成立后，她和同事们开拓了另一个重点投入的公益领域：教育扶贫。
　　程雯说，汶川地震中的一个故事深深震撼了她和伙伴们：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在地理位置上紧临着受灾最为惨烈的北川，地震发生后，全校2300多名师生在一分半钟的时间里全部安全有序地撤离到操场，无一人伤亡。这个“奇迹”源于校长叶志平的坚持，他想方设法不断加固学校里一栋有隐患的教学楼；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规定每周二是学校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她感到，校长对一所学校的影响太大了，有好校长才能有好学校，才能让孩子们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而言尤其如此。
　　以贵州黔东南州的一个叫“脚里”的村组起步，戈友基金会开设了“脚里学院”，派出支教老师，为落后地区的校长们开设教育理念、教育管理、领导力、组织行为学等课程，并让来自北大、厦大、中欧商学院等高校的名师为他们授课。许多校长接受培训后说：“我又找到了坚持的力量、做教育的初心。”
　　找到自己的专业定位，这是公益组织成长的重要一步。在汶川地震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一些组织激情有余、专业性不足，有的志愿者甚至沦为次生灾民。如同前述的戈友基金会一样，公益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实践，在2014年8月的云南鲁甸地震中，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
　　从地震发生的2014年8月3日下午开始，时任公益组织“广东狮子会”会长的廖满雄就一直关注灾情，4日凌晨1点，他给广东狮子会所有会员群发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所有服务队要理性对待救援工作，要求他们听取统一部署，不要盲目去前线。
　　廖满雄说，凌晨紧急群发信息，是因为广东狮子会当时有5000多人、150多个服务队，可能有的人就冲上去了。但那时是紧急救援阶段，这不是他们的专业，需要武警部队或者蓝天救援队这样专业的机构去，他们更擅长的是筹款、物资派发、灾后重建等工作。
　　在鲁甸救灾中，找准自己定位的公益组织还有不少。比如中国青基会的注意力始终未离开学校及对贫困学子的关注；中华儿慈会则一心在震灾救援中力求寻找待救助孤儿；南都基金会于震后第三天公开宣布自己的救灾策略：启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资助民间组织开展救灾工作；卓明灾害信息咨询中心自地震发生后，每天第一时间搜集、核证并更新、发布前线救灾信息。

顶层设计，有序参与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如南看来，汶川地震以来的十年间，国家的顶层设计，为公益组织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他表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逐步确立；而在依法治国层面，规范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完善推出。以近年为例，2016年9月1日施行的《慈善法》、2017年1月1日施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底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等法律规章，为各类公益组织的成立、发展制定了基本准则。在志愿者方面，2016年7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2017年12月1日，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开始施行。

　　除了条文的制定实施，政府购买公益组织的服务，也促进了该类组织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周如南举例说：广州市从2008年后开始试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很快。从2008年至2016年，广州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7.7亿元，年均投入保持在3.3亿元左右，扶持社工服务发展。目前，广州市共有500多家社工机构，每一个街道社区都至少有一个政府购买服务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为市民提供各类专业化社会服务。与此同时，该市还以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方式，在全市推出15个社会工作专项服务项目，每年合计服务超过290万人次。每个项目专注于一个领域，为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提供个性化的专业服务，包括：空巢老人、逆境的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失独家庭、外国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等。
　　同时，公益组织之间、政府与公益组织之间协同平台的搭建，也实践了公益领域的“社会共治”。
　　仍以鲁甸地震为例。地震发生不久，来自成都的授渔公益发展中心与平安星等多家民间救灾组织就共同策划成立“鲁甸抗震救灾民间协作大本营”，自动达成第一个民间结盟。“大本营”向外公布了自己的详细位置和条件：有7条网线、可供10人办公、会议室可供30人开会、可提供40个男士床位，欢迎其他民间组织伙伴入驻。一天以后，近20家民间组织入住大本营，除向社会公开发布联合倡议外，还立即召开了分工合作会议，共同商量如何通过民间协作平台，有序、有效救灾。“大本营”也得到了公益基金会的支持。
　　很快，中国青基会、中国妇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深圳壹基金、爱德基金会等7家基金会也联合倡议：完善基金会之间以及基金会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协同机制，做好志愿者服务与管理，实现信息分享、物质调度、人员协作等方面的有机通融。
　　地震发生4天后，在上述公益组织行动的带动下，云南省民政厅在救灾应急指挥部下设“社会组织参与救灾协调服务组”，直接与民间组织建立的“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对接。由云南省社会组织评估服务中心、云南省青基会等14家民间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的主要职责，就是协调外界与灾区的对接，包括协调省内外社会组织进入灾区开展工作以及协调捐赠物资、救援物资的运入、发放等。

商业跨界，技术助力

　　商业和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跨界介入也是十年来中国公益领域的新情况，尤其当两者融合时，这种改变力量就更为明显。巨头企业不仅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还在自己的体系内打造成了小生态。例如，腾讯有自己的公益部门、成立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打造了“99公益日”品牌，建立了基于旗下社交网络软件的网络公益平台；阿里也有自己的基金会、蚂蚁森林等公益项目。
　　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下，人们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公益。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了公益行业当中。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看来，这有两层含义：一是越来越多的具备专业能力的青年选择公益作为职业，这无疑会推动行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二是随着科技手段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公益，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人人公益”的理想得以更进一步。
　　在运营形式上，公益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借用商业的操作方式，开展公益招投标、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操作公益金融等。“社会企业”或者“共益企业”（b-corp.）这样的概念和实践方式也更多地在国内开展起来。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受社会捐款11.4亿元，接受捐物折合人民币7800多万元。2008年6月，该基金会首次尝试利用社会捐赠资金开展公益项目招标，决定首批安排2000万元捐款，面向民间公益服务组织公开招标灾后重建项目。此次公开招标历时近半年，共有国内7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参与竞标，最终有15个公益组织申报的16个项目中标。2009年8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又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中国慈善导航专项基金”，通过中央电视台公益行动电视节目，面向全国公益组织公开招标灾后重建项目。
　　2008年底，在民政部与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社会组织论坛上，上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被评为“2008年社会组织十件大事”，获评理由是“这种评委独立、规章完备、程序公正、资助透明的项目公开招投标开创了社会组织横向合作的新模式，是基金会对于捐款使用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公益性社会组织资源优化配置的有益探索”。自此以后，公益招投标已成为基金会开展资助活动的常用形式。
　　在公益创投领域，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简称“恩派”）走在前列。恩派率先在上海浦东，后来又在北京、南京等地建立“公益组织孵化器”，以企业和基金会为投资主体，将发展潜力大、创新性强、社会效益高的公益社会组织引入孵化基地，提供一整套包括资金支持、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在内的支持性服务，投资期为2至5年，辅助这些初创的公益组织逐渐成长。目前，恩派已扶持了500多家社会组织，涵盖扶贫、教育、青少年发展、助残、社区服务等诸多领域。其中，“多背一公斤”“手牵手”“青翼”“瓷娃娃”等公益机构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周如南向《新民周刊》表示：商业对公益的跨界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新的运营模式的同时，也可能裹挟着商业利益的侵蚀。他认为，“小而美”的公益组织应该是被鼓励的，做好精准定位、专心解决某一个问题，这通常是公益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商业模式引入后，容易带来“庸俗成功学”，公益组织的价值可能会被要求“报表化”“kpi化”，这值得警惕。
　　他提出，公益领域可以推行“湿地理论”：就如同湿地是一个各类生物和谐共处的生态系统一般，公益领域既要有规模化、强力的组织存在，也要允许一些小的组织与之共存共生，而不是要被前者控制或者消灭。
　　“汶川地震使中国慈善整整提高了一个年代，中国已进入一个伟大的公益时代。”2008年11月，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做出了这样的判断。2017年底，陈一丹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当下，中国公益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而在周如南看来，如果把中国公益看成一个人，十岁还只是儿童时代，可塑性还非常强。这样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强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