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生们： 时间冲淡不了那段非凡的经历-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编者按：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不给病人带来痛苦；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
　　当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耳畔响起，当你披上“医者仁心”的白色大衣，将意味着你肩上背负着救死扶伤的天职，意味着你将随时候命，即刻出发。
　　十年，弹指一挥间，抗震救灾中的白衣天使，在气壮山河的生死大救援中，与时间赛跑、与死神竞速。
　　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后，上海交大医学院各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毅然请命，先后派出11批、126名医疗队员奔赴灾区第一线，自5月26日开始各附属医院还腾出病房、保障医护，接收了众多来自灾区的伤员。据统计，截至2008年5月28日，上海交大医学院全校募集捐款1242万元，上交特殊党费215万元。
　　时隔十年，4月23日至24日，交大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率队赴四川省开展“十年医源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走进都江堰系列活动，带领当年的白衣英雄重回那片战斗过的热土。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救援战士、白衣天使们，鬓角生出华发，眉间已有皱纹，但时间却冲淡不了那段地震救援的非凡经历。
　　从都江堰回到上海十天后，《十年医源情  难忘汶川——一堂特殊的思政课》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举行。三名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曾参与援川的专家：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仁济医院胆胰外科主任王坚、第九人民医院北部感染科主任许洁来到现场，分享了当年在抗争救灾时“平凡医者，镌写大爱”的生动故事。
　　
“上海陈老爹”，我爱你
　　
口述｜陈尔真（瑞金医院副院长）　整理｜吴　雪
　　
十年前，我作为一名援川医疗队员，随上海第二批救灾医疗队踏上了5·12地震救灾的征程。十年间，我以“陈老爹”的身份见证了“四川女儿”段志秀的重生与蜕变。
　　2008年5月18日飞机抵达当晚，首站奔赴前线德阳，野外奋战数天后，我辗转调到华西医院icu。华西医院作为成都最大的医院，集中了地震中几乎所有最重的伤病员。在那里，我的身份不再是主任医师、博导，而是一名普通的住院医生，在我分管的6个病人中，有一名地震后被埋10余小时、就读于北川中学的16岁花季女孩秀秀。
　　第一次见到秀秀，她因腿部肌肉坏死，在野战医院截去了左腿。秀秀就读的北川中学伤亡严重，她所在的班级51名学生，只活了29个，其中6人截肢。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气管切开发不出声音，这名阳光少女在一次次与死神抗争中，心理蒙上了巨大阴影。每个夜晚脱下白大褂，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可是，如果我把她救活了，她的将来怎么办？”
　　第二天我在白大褂兜里放了一叠四方纸条，鼓励秀秀写字交流。她写“喂我五勺鱼汤”，护士小姐姐就为她准备好；她写“我从没喝过酸奶，想喝”，我就跑到楼下超市买了一瓶上海光明牌酸奶，直到现在，秀秀只认光明牌酸奶，因为这是她最信任的陈老爹为她挑选的。我每天下班都要向她“请假”，她醒来第一眼就要看到我，已成彼此间默契的“惯例”。
　　2008年5月26日，由于秀秀的机体免疫力紊乱，导致创伤感染昏厥，且伴以呼吸道大出血。我和40位重症专家迅速展开生死大营救，直到6月1日秀秀醒来，专家组已连续奋战了五天五夜。来不及多休整，我就心疼起了这个坚强的孩子，她比我女儿还小一岁。
　　为她的创面换药，需要清除坏死表皮，血淋淋的画面常人无法忍受。我对她说，如果疼就上点麻醉剂，秀秀写下：“给我一条毛巾”，她接过毛巾就往嘴里塞，硬是不吭声，又写：“多用麻药，对康复不利，我今后还要读书”。这个想法从我们医生的角度看是不对的，但我能理解她迫切想要回到正常生活的心情。
　　短短十几天相处，秀秀越来越依赖我，有一天她突然写到“陈叔叔，我可以认你当爸爸吗？”我很受触动，自此，我不但有了一个新身份“陈老爹”，更理解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之外的另一层精神含义。
　　今年4月23日，我与交大医学院的同事们一起重访都江堰，与秀秀重逢。这十年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络但却几乎没有碰过面，再见时，秀秀已不是十年前躺在病床上的绝望少女，而变成了亭亭玉立、阳光乐观的在读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兰州大学民商法学院。
　　戴着义肢生活的秀秀，看起来与同龄人并无两样，我很欣慰。她还专门录制了vcr给我：在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升学，选专业，我都会告诉“陈老爹”，他会给我很多建议，很感谢他，也很爱他。
　　我在朋友圈晒出了和秀秀的合影，同事们都说“小女儿”长得像我，我和秀秀，不是父女胜似父女。至今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间病房里，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亲切地问候秀秀，并用我递上的记号笔，在一张病历纸背面写下:“昂起倔强的头，挺起不屈的脊梁，向前，向看未来，坚强地活下去。”这句话不但对秀秀也是对灾区伤病员最大的鼓励和期望。
　　我是上海“陈老爹”，我愿做“四川女儿”段志秀人生中的另一条腿，另一个支点，让她未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我又是上海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援川，于我而言，是从实践中更懂得了作为一名医生的真正价值。

     　　经历了5·12地震，我坚信，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勇敢的中国人，如今的汶川不再是灾区，而是一个风景如画的5a级风景区。而未来，汶川，将会书写更辉煌灿烂的一页。

一线的经历，一生铭记

口述｜王　坚（仁济医院胆胰外科主任）　整理｜吴　雪

我是从西班牙的电视上看到汶川地震消息的，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学术会议。2008年5月13日，我从回国的飞机上下来，就接到了援川命令，带着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朦胧印象和恐惧感 ，便匆匆奔赴救灾一线。
　　四川省人民医院是仁济医院医疗队援川的第一站。医院收治的800多名伤员中有400多名骨科病人需要手术，连续工作超48小时的四川医生急需接替换班，让他们可以休整一下。时间就是生命，超负荷的手术量，不允许我们有半点迟疑。医疗队迅速成立临时党支部，分析情况，将医院里的儿科、内科、眼科医生全部变成外科医生，集中围绕骨科配置救援力量。
　　第一天到成都，医疗队就连夜干到凌晨4点，完成了3台重症手术。至此，上海医疗队成为了接棒四川医生的“中坚力量”。
　　虽然队员们抽调自不同科室，从未有过合作经验，但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了强大合力与救治力。事实上，一到成都，队员们就不约而同请战到最危险的震中去。但因当地气候条件复杂，空降茂县、映秀的任务相继取消，大家情绪难以平复。我作为队长给大家鼓劲儿：“有伤员的地方就是前线，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战场。”据统计，援川期间，仁济医院医疗救援队全队共诊治了3000余名患者，其中重病人500余名；做了70余台骨科手术，其他手术12台。
　　我们从上海带了一顶医疗帐篷到成都，如何把这顶帐篷从成都送到更需要的一线去，成为当时一个难题。后来，我们联系到一辆卡车，我跟着车，一路颠簸把帐篷送到绵阳。这个医疗帐篷本来是为上海世博会医疗保障而设计研发的，是一个先进无菌的野战手术室。到达灾区后，医疗队在这个帐篷里做了将近20台手术。
　　在灾区特殊的环境下，科学救治，降低死亡率、伤残率，是医疗队的主要工作目标。医疗队宁愿多承担一些风险，也始终坚持“病人利益高于一切”。在救灾过程中，我们曾收治一位17岁的少年，他的四肢都受到了严重挤压，血色素只有1g，生命垂危。此时，截肢对医生而言是最简便的选择，保肢意味着风险、技术难度以及大量的护理工作，但经过会诊，我们还是为孩子选择了保肢的治疗方案。为什么？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孩子的未来，在生命安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我们更希望为孩子留下完整的肢体。
　　如果不去第一线，会留下遗憾。援川16天，每一位“战友”身上的光芒，令我至今铭记。我还记得，急诊科徐欣辉医生被分到重症感染病区，救治18位重症病人，伴随着震后五天6.1级余震的撤离命令，徐医生说：“我是医生，不会扔下病人独自离开”；麻醉科邓羽霄医生空降汶川县银杏乡，那是一个医疗救援队最后进入的乡村。在那里，他克服缺粮、缺水、缺睡眠的恶劣条件，坚守到最后一刻。
　　2008年5月24日，援川进入后续救治阶段，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慰问，握着我的手说道，感谢你们，感谢上海。虽只有八个字，对于医疗队来说，却是莫大的鼓舞。那一天，恰逢我39岁生日，这份意义非凡的生日礼物，值得我一生铭记。

永远怀念机长邱光华
   
口述｜许　洁（第九人民医院北部感染科主任）　整理｜吴　雪
   
十年了，我始终记得这串数字lh92734，这是我们搭乘的军用直升机的番号。2008年5月31日早晨7点46分，我们医疗队5人乘坐这架直升机到达孤岛汶川县耿达乡。我们与送我们的机组人员挥手告别，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当天下午，少数民族特级飞行员邱光华驾驶的这架直升机，坠毁在距离我们6公里的深山中。
　　突发的事件，令我们瞬间理解了四川高山旋风气候的复杂多变，也理解了命运的残酷。来不及震惊，一抵达耿达乡，我们便放下行囊，开始背着医疗工具走村串户，为全乡所有的驻军和百姓临时安置点送医送药。
　　耿达乡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全乡共有村民2000余人，17个自然村，有8个自然村分布在高半山，20余天，在余震、泥石流、滚石不断的情况下，队员们徒步走遍全乡20个村组，救治乡民600余人。这里的山最高海拔3000多米，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们来说，爬山基本是连滚带爬，路上有塌方，有余震，解放军带着我们走，以保证安全。
　　条件的恶劣还不止这些。出发之前，我们没想到耿达的医疗状态如此之差，耿达乡卫生所的医疗设备仅有三样——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搞起了发明创造。没有导尿管，我们把带着的很细的儿童胃管剪掉一小截来代替；没有引流瓶，就用葡萄糖袋子手工diy；没有足够治疗湿疹的药膏，皮肤科医生去老乡家找点猪油，拌进地塞米松，效果特别好。
　　不仅医疗条件受限，队员们的生活也“很凑合”。由于帐篷有限，医疗队的五名同志，挤在一个12平方的帐篷里，于是有了打油诗：上海医生五人行，三男两女一帐篷。
　　医疗队队员马勇是回族，由于饮食限制，他靠吃茄子、卷心菜和稀饭来支撑每天翻山越岭下乡巡诊；队员周军被戏称为“黑鹰直升机”，因为腰痛的原因他站起蹲下都是直上直下，即便如此，他也忍痛坚持为每一个病人检查。
　　按照救灾原则，医疗队停留时间不超过两周，换防时间到了，但由于天气原因，直升机迟迟无法降落,食物、生活用品等储备几乎接近零。如果硬撤，耿达将成为一个空白医疗点。为此，我和队员们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撤，就这样，我们坚守在耿达直到6月24日。
　　返程时间变得遥遥无期，大多数队员为了减少家人和医院的压力，选择“只报喜不报忧”。事实上，震后12天，四川共计发生了7904次4级左右地震，近一个月，队员们没有踏实睡过一个整觉。
　　在耿达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孩子都想当军人，女孩子都想当医生。”经历了坚守耿达的日夜，我终于懂得了从医的另一层意义——不仅要挽救生命，更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后来，有很多年轻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报名去灾区。我回答说：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要去需要的地方，我们没有别的可选，也不可能选择不去，这是职业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医生内心对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