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别向技术投降-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阅读提示：信息被抬高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对人类创造力而言，信息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当信息没有地方可去、没有理论可应用、没有规律可适用、没有更高目标可服务时，信息是危险的。
撰稿｜陈 怡
围绕魏则西事件的争议，与去年底开庭的快播案有极大的相似，但这一次，舆论似乎来了一个大翻转——快播案中，舆论，尤其是商业类媒体多站在快播一方为“技术中立”辩护，或认为“即便有罪也属于互联网行业的原罪，社会普遍技术条件限制下的‘放任’不应由单个企业来承担责任，快播是在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原罪付代价，执法存在选择性倾向”。
这一次，发端于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舆论普遍倒向认为百度“多行不义必自毙”，是青年魏则西之死的直接推手，因而也代表了“欺骗”这一“人性最大的恶”。
公众对百度的指责，已然不只是出于对一个青年学生死亡的惋惜。无可否认，百度这根“互联网时代的广告电线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把路标指向了一个并不可靠的世界。
对于百度推广排名的法律定性，有待后续调查和司法认定作出，笔者在这里想谈的是，百度真的已独大至此，以至于“控制着普通人接触信息时代的入口”吗？或者说，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当国人需要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处境时，除了通过百度，除了遵循百度的推广排名所给予的路径暗示，真的已经别无选择了吗？
探讨这个问题，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写于1992年的一本书——《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
人类文明的三个阶段
《技术垄断》是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远没有三部曲中的另两部——《童年的消逝》（1982）和《娱乐至死》（1985）在中国有影响力，但在笔者看来，它却堪称波兹曼最具史诗视角和洞察力的著作。在该书中，尼尔·波兹曼对文明进行了三种分类：工具使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和技术垄断文明。
波兹曼认为，17世纪以前，所有国家都处于工具使用文明阶段。在这个阶段，工具并不是入侵者，而是融入到文明之中。技术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受制于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它们与文化的整合方式并不会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神学世界观产生矛盾。工具的发明要么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紧迫的问题，要么就是为了当时的政治、艺术、宗教、神话等等文化层面的事物服务。文化信仰指导和限制了工具的发明和使用。
到了兴起于18世纪末的技术统治文明时代，人类社会从小规模、个人、需要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活动转化为大规模、不依赖个人技术、机械化的生产过程，这时，社会不再受习俗和宗教传统的严格控制，而受发明需求的驱使，工具开始扮演起社会的核心角色。社会生活和文化都服从于工具发展的需要。技术与传统的宗教、仪式、礼俗、神话、政治等产生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当时的三大发明，时钟、印刷机、望远镜分别撼动了当时的时间观念、知识传播方式和神学世界观，人们开始逐步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同时，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蔓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但这时候技术世界观并未取代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地位，现代化的演进并没有阻挡人们对旧世界的神话、仪式、宗教、价值观等符号的信仰。
1910年，为应对工人薪资上调同时生产成本下降的需求，弗雷德里克·w.泰勒发明了科学管理体系，成为开启技术垄断文明阶段的关键性征兆。在这个科学权威最终取代了宗教权威的时代，技术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技术所崇尚的一套理性至上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战胜了建立在思辨和神学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道德与精神的一体性开始土崩瓦解。
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表征为：科技击溃了以宗教信仰为代表的传统成为社会生活每个领域的统治性力量。“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技术主义成为垄断的的思维模式，技术的价值观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技术的神化，与他们的祖辈曾经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并无本质区别。
哪一个是真实世界
基于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这三种分类，波兹曼提出的几个核心观点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此次的魏则西事件。
一方面，他提出，工具有办法入侵哪怕是黏合力最严密的一套信仰体系。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另一方面，波兹曼说，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资源，他们接受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而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习惯赋予的。这种感觉是何为自然秩序、何为合理、何为必须、何为必然、何为真实等等的感觉。这事实上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揭示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无论在方法，还是在结果上都可能存在的局限。
时至今天，人们不难发现，百度的搜索引擎具有的正是一种给特定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而这，又在屏幕上建构了一个真实世界以外的符号化世界体系。
在使用百度搜索引擎的过程中，依据百度的搜索排名，人们对事物作出了未必与客观事实相符的认识判断——日益强大的技术文化已经用排名、收视率、点击率这些“精确”量化的数字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很多人喜欢相信、乐于接受排在前面的信息，靠排名先后判断信息的真伪。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没有自我判断的能力，只根据信息发布者的身份、地位、影响力作出判断。当信息发布者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的时候，他们会有特别愤怒的受欺骗感，但之后，他们依然会寻找下一个权威来帮助自己作判断。总而言之，如汉娜·阿伦特对于纳粹统治时期德国人的评价：他们放弃了思考。
《青年魏则西之死》一文中写道：“百度控制着普通人接触信息时代的入口，却把路标指向邪恶的欺骗世界。”这句话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共鸣，但换个角度看，这却未必是一种客观的表述。好比一个人开车时不用自己的脑子识路、认路，非要用自动导航，难道就能推断导航是开车识路的唯一途径吗？
作为一个完善的人，难道不应该拓展自己获取正确信息的途径，而不仅局限于一种方法？在自动导航状态下，人其实处于机械遵循导航仪命令而行动的“准机器”状态，人把自己当成机器人，自然就会希望导航仪具有人工智能，可作为最高级的灵长类动物的一员，人是否有必要处处掏空自己的记忆力、理解力这些与生俱来的智能去换取机器的服务？ 人类历史上，文字知识从来不是人类智慧的唯一来源，口授知识、经验、传统等，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某种意义上，人获得一种技能，往往也以失去另一种技能为代价，比如印刷术的发明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的记忆力。
对此，波兹曼早已指出：“技术垄断时代魔法的厉害之处，在于将人们的注意力指向错误的地方，并通过这种做法，在我们心中唤起了一阵阵好奇心，而不是理解力。在技术垄断时代，我们被机器各种奇迹般的效果所折服。”“技术垄断最看中的是精度，而机器本身所包含的想法一般都会被忽略，无论这种想法有多奇怪。”
当人们沉浸在搜索引擎所带来的仿佛可以无限扩大的浩瀚信息海洋时，有多少人还保有一份冷静的疏离感，思考那些信息被推送至我们眼前或被隐藏背后所遵循的逻辑？
对技术的信仰
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还分析道，19世纪中期，随着电报的发明，人们原本认定的信息、理性和有用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电报出现之前，信息的传播速度不可能比火车还快，获取信息是某一具体问题理解和解决过程的一部分，信息更关注的是的一定区域内人的利益。电报改变了这一切，并将人类社会带入信息革命的第二阶段。有了电报，原本制约信息流动的空间阻隔不再是个问题，而交通与通信之间的关联也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解除。更重要的是，电报还创造了“不受语境约束的信息”的概念——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需要与其在社会和政治的决策和行动中所服务的功能捆绑在一起。电报使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一种不需要考虑其用途和意义就可以自由买卖的“物品”。
由此，波兹曼认为，人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信息被抬高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对人类创造力而言，信息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当信息没有地方可去、没有理论可应用、没有规律可适用、没有更高目标可服务时，信息是危险的。换种方式也可以说，技术垄断兴旺发达的地方，就是信息与人类的目标相互割裂的地方。
与波兹曼同为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比信息更重要的，是理解；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更是警告：“对机械的信仰”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再像当年的卢德主义者那样，为维护旧时代所赋予的各种权利、特权、法律和习俗，断然绝然地反对技术的进步。但是从快播案到百度案，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的原始信息发布到后来几乎都一边倒的舆论倾向，都使我们看到，媒体设置的框架和提供的解读为观众重新建构了“真实”。
如美国著名的媒介文化政治学研究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其著作《媒介奇观》中曾深刻洞见到的：在媒体文化时代，个人和社群都是经过媒体的鼓动后才能确定重要的事务，这些事务成为当代政治的主要内容。但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冲突通过媒体得以展现之后，不仅未能得到缓解，反而由于媒体对这些矛盾和冲突二元对立式的展现，被进一步激化和复杂化了。
这也许也是技术时代，媒介所普遍面临的一个技术之外的伦理考验。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希望，文化永远不要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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