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上海史看海派文化的形成-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阅读提示：因为开放，所以宽容，才会开明睿智。在一个文化比较多元的社会，人们更容易理解跟自己不同的其他文化，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
记者｜任蕙兰
海派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和京派文化、岭南文化有什么区别？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难以说得全面。上海自元代设县以来，曾是南北运输的重要中转港口，近代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建国后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改革开放后逐渐奏出经济最强音，绵远的历史造就了什么样的海派文化？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新民周刊》专访了专注研究上海史的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春晚小品把海派气质定格在爱面子、排外、小气等特点上。但如果真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上海对全国各地人才的虹吸力——上海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00多万发展到2400多万。熊月之认为，上海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海派文化就是在移民社会中形成发展的。移民社会文化比较多元，包容性强，不会特别排外。而改革开放之后外地人涌入上海，其实是上海移民传统的恢复。
熊月之说，近代上海形成了移民社会双重认同的特点。一个人在家里说的是家乡话，而上街了就说上海话。他若去了外地，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会说是上海人，可在上海的时候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却回答是宁波人、无锡人。当别人赞扬上海人，他会自认为上海人；当别人批评上海人，他又会自外于上海人。所以，当他出手大方、喝酒爽快，外地人赞扬他“你真不像上海人”时，他心里会由衷地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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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是海派文化的最大特点
《新民周刊》：上海自元代开始设县，漫长的历史给海派文化注入了什么样的dna？有哪些历史渊源可以追溯？
熊月之：上海的发展是从宋元时期开始的。元代为什么要在上海设县？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镇在南方，元代迁都到大都（今北京），比开封还要往北，需要从南方运输大量的粮食物资到首都。南宋以后战乱不止，京杭大运河长期失修，多段淤堵，很难承担运输职能，而依靠陆路运输更困难，所以元朝想到从海路运。
当时人们对海路运输的认识不像今天这么成熟，元朝找了两个“专家”，一个是上海崇明的朱清，另一个是上海高桥的张瑄，他们两个都是海盗出身，对海路很熟悉，也很懂造船，这两个人解决了粮食海运问题。为了管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南北运输，松江从县升格到府，上海从镇升格到县，当时很多上海人从事粮管、粮运方面的工作，还有走私。所以上海的发展和商业有天然的关系。
从元代到明朝，除了官方的南北运输量很大，民间的海上贸易也很频繁。虽然朝廷实行海禁，不让民间从事海上对外贸易，但是日本、东南亚需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外国需要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中国需要国外的银和其他物产，走私的利润很大，所以江浙一带的海上贸易禁而不绝。
《新民周刊》：为什么在南北海运航线上，上海的地理位置这么重要？
熊月之：南北海运的地理条件差异很大。杭州湾以南，海面是蓝色的，海水很深，南方用的是吃水深的船，底是尖的，因此叫鸟船。在南通以北，海面是黄绿色的，海水很浅，向北方行驶用的是吃水浅的沙船，底是平的。南船不能北上，北船不能往南，所以南来的粮船和北去的粮船要在上海附近交会，换了船继续运送。上海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所以带来贸易优势。
《新民周刊》：从一个无名的小镇到南北海运中转的重要港口，上海发生了什么变化？
熊月之：上海逐渐变成了一座商业城市。先从商业性来看，明清地方志写到，当时松江府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松江，上海是商业港口。上海靠海，主要产盐，土壤不如松江肥沃，种不出什么粮食，盐碱地只能种棉花，棉花也是主要产物。明清时期上海重要的经济产品就是和棉花有关的纱布、棉布，人们不可能单靠这些物资生活，必须要用这些物品去交换，上海棉布、纱布和丝绸的交易很发达，所以海派文化和商业联系密切。
再来看贸易，上海的环境襟江带海，位于长江出海口，随着青龙镇、江阴等港口因长江出海口东移而没落，上海顺势起来，成为长三角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而且上海依托的内在腹地也很大，苏州是唐代以后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上海就是苏州的外港。
商业、贸易发达的城市消费也很旺盛，因为很多商人聚集在这里，有很强的消费力。商业是季节性的，比如丝绸贸易就和养蚕的季节有关，商人不会四季定居在一地，人的状态是流动的。明清时期商人在城市里的地位是很低的，“士农工商”之中商人排在最末。但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等级没有那么森严，南来北往的商人来到这里，上海对外来者不排斥，城市需要造桥铺路，商人出钱为城市做贡献，地位也随之提升。商人热衷消费，他们喜欢建豪宅、穿华服来彰显自己的地位，也提升了城市的商业氛围。所以重商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点。
移民城市的独特气质
《新民周刊》：如果说元代设县是上海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变化，那么开埠以后上海是不是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
熊月之：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城市人口不过20多万，在全国城市排名12位，1900年后数据呈现跳跃式增长：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19年超过240万，1949年超过546万，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海派文化形成主要就是在近代开埠以后。
《新民周刊》：近代形成的海派文化有哪些特点？
熊月之：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商业性，以及在商业性基础上发展来的世俗性、大众性和世界性。
太平天国在江浙一带与清军打仗，很多人跑到上海，1860年后上海相对比较安全，富人带来钱，穷人带来廉价劳动力，上海就这样发展起来。上海是座移民城市，陌生人在一起，会更重视个人的因素，比如外表、能力、当下表现，而不是重视出身。另外，原先在熟人社会，人的行为会受到各种关系和人情的约束，而在陌生人社会，不会受到从前的约束，人就比较敢闯敢拼。所以移民社会的人比较重视学习，竞争力强，注重提升能力，这些都是海派文化的表现。
移民社会文化比较多元，包容性强，不会特别排外。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西方人在宁波、广州、厦门、福州四个开埠口岸做生意都不顺，但在上海很顺利，因为上海人不排外。这和上海行政等级不高也有关，广州、福州等是省会城市，厦门、宁波是府城，上海是县城。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越有自身的文化认同感，越容易排外。上海重商，愿意和外国人做生意，觉得和外国人做生意也好，和外地人做生意也好，都一样。
另一个特点是世界性。从清末到民国年代，西方物质文化强于中国，上海人和西方人的相处方式和内地人不同，上海人和他们有直接的接触，对西方文明有真切的了解。
租界逐渐成为“国中之国”，是从“华洋分处”到“华洋混处”开始的。小刀会起义以后，华人进入租界，和洋人混处，租界从几千人扩张到几十万人。这么多人要管理，中国政府又管不了租界，所以租界设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法庭、巡捕房等。
西方人来到上海，在上海租地、盖房，生活在这里，他们是把上海的租界当做家园来经营的，就像后来他们在加拿大等地做的一样。所以上海当时的物质文明是和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很早就有汽车、电灯、自来水等等。因为在上海的西方人看到国外有新技术就马上用在这里，华人也跟着马上学起来。上海人从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到认可他们的制度文明，比如教育体系、民主制度，都是打心眼里认可的。所以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界性。
还有一个特点是世俗性。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商业上要赚钱就是迎合市场。举个例子，海派画家的特点就是迎合买画者的需求品位，擅长画美人、花鸟这样的主题，向世俗品位贴近，满足普通人的艺术需求。海派画家任伯年就擅长花鸟。再举个例子，北方人喜欢听戏，上海人喜欢看戏，因为戏曲在上海为了满足普通人的欣赏品位，要热闹、好看。还有海派小说也偏向迎合读者需求，鸳鸯蝴蝶派就是20世纪初在上海诞生的。从商业上的考虑来看，普通市民阶层是最重要的消费者，所以海派文化有世俗性的特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商业性是海派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因为重视商业，才会迎合世俗、迎合大众。
海派文化的一体两面
《新民周刊》：建国后，上海迎来了第三次重大变化？
熊月之：对。上海城市发展原本是依靠市场，也就是内贸和外贸。建国后，国际环境改变了，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美国在经济上制裁中国，上海的外贸没有了，在上海的外国人都走了，投资也没了，1949年后上海经济主打内销。
上海从一座商业城市转变为一座工业城市。刚建国时沿海城市不发展工业，因为可能会打仗，上海的工厂迁到内地。1956年以后，国际形势日趋太平，上海开始发展工业，原本上海的工业基础就很好，重要技术都在上海，所以上海重点发展重工业，宝钢、江南造船厂都在上海。当然，上海轻工业也发展得不错，外地人到上海出差都要买些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自行车、手表回去，送人很有面子。
《新民周刊》：从那时起人们对上海人的评价开始变得褒贬不一，既有敬业、务实等正面评价，也有精明、爱面子、小气等等负面评价，这是什么原因？
熊月之：全国实行计划经济，1958年以后全国一盘棋，有两句话，“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一方面，各种原材料、农产品都从全国调拨给上海；另一方面，上海向国家输送人才和财政利润。
上海87%的财政利润上交国家，占到全国财政收入六分之一，只有13%的利润留下来，所以上海改善居民生活的余力很少，上海城市发展严重滞后。住房、交通、污染三座大山压得上海市民喘不过气来。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4平方米。
上海人很矛盾。一方面上海人觉得自己很能干，务实，敬业，为自己的专业技术自豪；另一方面感到很憋屈，上海为全国做了这么大贡献，自己的生活却不富足。外地亲友到上海来，上海人家里小招待不了，收入也低，就连请吃饭，送点轻工业产品也捉襟见肘，所以外地人觉得上海人小气。海派文化是一体两面，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新民周刊》：改革开放是不是为海派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熊月之：应该说改革开放最初阶段，上海发展落在了后面。上世纪80年代，上海发展失去优势，既没有广东等地的政策优势，也没有全国调拨物资的优势。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经济发展重新发力，外地人涌入上海，增加了上海城市的竞争力。上海逐渐恢复了移民传统，上海人口从改革开放以后1000多万人发展到现在2400万。
《新民周刊》：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一直对外来者秉持开放的态度，为什么近年来对上海排外的指责却多了起来？
熊月之：排外并不是海派文化的传统，海派文化历史上一直是包容性很强的，无论是在宋元还是开埠之后，上海对外地人和外国人都很接纳，也形成了多元的海派文化。排外是和上海人当下的心态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人能干，感觉高人一等，上海有很多技术骨干支援全国。现在则反过来，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汇集上海，这些人才都很拼很努力，而一些生活安逸的上海人渐渐失去竞争优势，在很多领域都竞争不过外来人才。当人变得不自信时，才会排外。所以上海应该重拾移民城市的开放传统，外来者历史上一直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历史是文化的骨血
《新民周刊》：2003年，上海在全市大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了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2007年5月召开的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提出“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新增了“开明睿智”和“大气谦和”的表述。上海城市精神与海派文化一脉相承，怎么去理解这些特点？
熊月之：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开放，也就是海纳百川。因为开放，才会追求卓越。移民社会最重视个人能力、个人表现，因为在一个契约社会，和传统的人情社会不同，陌生人在一起，要凭能力说话，出身、家族关系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你就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追求卓越。
因为开放，所以宽容，才会开明睿智。在一个文化比较多元的社会，人们更容易理解跟自己不同的其他文化，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如果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认同一种文化的人占大多数，就会对其他文化产生压迫性。移民社会里每一种文化都是少数，多元存在，所以不会有压迫。
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些内容是海派文化既有的、实际存在的特性，也就是对过去的描述，也有部分内容是对未来的期待，对自身的期许，比如大气谦和，上海人一直被评价有些“傲娇”。
《新民周刊》：熟知上海的城市发展历史，才能了解海派文化的起承转合，上海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有学者提出“上海学”的概念，听说您在主持编纂一部《上海通史》，对上海史的研究会有哪些突破？
熊月之：我们编写的《上海通史》一共有30卷，从2013年开始立项，当时是市委市府交办的课题任务。今年5月会先出一部分，大概七八卷，明年底之前会全部印出。
这30卷中，有16卷是按时间顺序编纂的上海史，从有考古发现开始到2010年世博会，范围是大上海地区。有8卷是人物篇，我们选取人物的标准有两条，一个是出生在上海的重要人物，另一个是重要活动发生在上海的人物。外国人在上海有重要活动的也列进去，比如沙逊、哈同、邬达克等，这是一个突破。还有6卷是图表，比如职官表、人口变迁、街区发展图等。传统史学注重“表”和“志”，上海地方志在很多地方已经很完善，我们就把“志”的精华用“表”来表现。
这次我们编纂《上海通史》有几大突破，一个是时间下探到2010年，和现在非常近；二是空间覆盖大上海区域，把周边区域也纳进来；三是加强1949年以后的历史部分。原来修上海史的时候，1949年以后的很多历史材料还没有解密。1999年以后解密了很多资料，新材料多了，史实内容更丰富了。我们想做一部集大成的《上海通史》，有创新，又是合乎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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