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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要　英（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民周刊导读”课教授）

张仲礼、丁法章、吴振标、盛重庆、邓伟志、陈绛、王战……假如没有《新民周刊》，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对我来说这是种传说。这些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有功于国家、民族的魔都大师们，都是《新民周刊》的高级顾问和高贵读者。我有幸认识他们并从中吸取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思想养料，是因为周刊的一个很普通的读者、也是我的先生——王泠一。王，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没啥成就；但他却是一个《新民周刊》与生俱来的忠实读者，他的态度后来还影响了我。

大肠馆之问

　　喜欢喝几杯的王泠一，曾经像孔乙己一样神气过。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俩还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还没有《新民周刊》等时政类、都市类媒体，复旦师生心灵园地里的品位读物是广州的《南方周末》。王，居然好几年都在《南方周末》开设专栏；现在复旦的不少知名教授、当年南区的博士生，在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也就成了他的读者。王，比较好客；有了稿费、会叫上一群哥们去五角场邮局取出并在就近有名的大肠馆请客，聚餐时也常常遇到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并桌是常有的事（现在看来应该是佳话）。常常，王的专栏文章被礼节性恭维几句之后，大伙儿都会问——咱上海滩（当时还不叫“魔都”）啥时候也有份响当当的媒体啊？这时候，王的脸必然是涨得通红的，他不争论，只是弱弱地反复：面包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谁都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日子谈谈的过。
　　上个世纪的最后五年，上海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变成了前锋。王泠一所在的上海社科院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因为要摸着石头过河、而石头的大致模样得社科院这样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当时还不叫智库）来描述。王泠一，因此得到了很多调研、考察以及和海内外顶级高手交流、互动的机会；他也开始成为市政府会议厅的常客并能够见到市长和副市长们，而他们的尖锐提问往往就是决策课题的紧急题目。决策课题和学术研究完全是两码事，需要深入调研和借鉴海外发展经验、案例；其最终课题报告的文字作风和表达手法，和主流媒体的深度报道则有相似之处。在一次对杨浦区发展战略进行评估的调研中（我还记得主题是房地产开发与市民文化品位需求是否能够兼容、具体还涉及一个电影院的选址），王泠一认识了前去采访的《文汇报》资深记者丁曦林。丁，大他几岁；又是复旦校友，两人一见如故。不久，丁曦林成为《新民周刊》创立时期的元勋之一；王泠一因此也就成为《新民周刊》社的常客，并居然能够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今天。
　　周刊诞生的头一年，我在韩国的汉拿大学支教。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汉语频道虽然已在韩国开始落户，但以播放电视连续剧为主、而反映上海和长三角区域发展情况的时事报道较少。《新民周刊》最初的定位就是立足上海、面向华东，于是，王泠一就很耐心地在和我的通信中介绍周刊相关文章的内容；有的报道篇幅较长就复印后邮寄给我。为什么不能直接邮寄周刊呢？因为当时的韩国还有苛刻的邮政检查制度，尤其是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政类刊物更是“鸡蛋里挑骨头”；但“刊物审查”所需要的汉语人才却不够。同时，好多韩国各个领域迫切需要的汉语专才，在我的班上还没有毕业呢；但周刊的内容确实如同黎明的曙光。

世纪的曙光

　　我从韩国回国后不久，就发现每到周末，复旦学者、学子们的话题和话风开始变了；《新民周刊》及其深度调查成为大家的谈资。一位现在是知名教授的师妹说，报纸的新闻好比夏天北京的大碗茶、解渴用的；而周刊的主题报道，就像是龙井新茶令人亲近、如果是有品位的人一起品是谓“悦读”。
　　我的博士导师吴中杰（鲁迅专家）、他的复旦同事陈绛教授（历史学家）和上海社科院院长的张仲礼研究员（全国人大代表），也对周刊的诞生、稳定的出版和鲜活的选题极为赞赏；这好像是新世纪上海文化人的一件大事，而不仅仅属于新闻界和当时的文新报业集团。那时，王泠一在老静安区的石门二路街道挂职锻炼。这个含南京西路和北京西路精华地段的街道只有1.09平方公里，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中心城区的缩影、居民素养较高而且积极追求生活品位，社区的文化领袖就是当时的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
　　邓，学富五车；是新四军的传人、幼年时光就经历了淮海战役的炮火；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也很丰富，如先后是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等重要文化单位的学术领军人物。王泠一陪同新任街道主任陈正安，去拜访社区文化领袖邓伟志先生是在200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那天上午，他们还去邓府造次了两回。第一回，是礼节性的、他们吃了点水果但没喝上茶，邓先生还抱怨社区的农民工都回乡过年、没人送桶装水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出了邓家门之后，陈、王逛了好多条马路，确实各服务点都紧紧关闭。两人回到街道办公室正犯愁，突然来了灵感、就把自己办公室几乎满满的一桶纯水，挺费劲地穿街过巷又光临了邓府。这下，邓先生很开心、沏了壶好茶，海阔天空地从门前弄堂里康有为亲手种植的桂花树，聊到他眼中社区文化生活新品位的《新民周刊》以及张仲礼、丁法章、盛重庆等他老友的各类佳话；末了，还送了本有自己文章的周刊。
　　这是本199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出版的周刊，全文刊登了张仲礼先生领衔的当年第一号议案——建议制定“反腐败法”。议案中，张仲礼等31名代表提出：为了全面、统一和有效地惩治腐败，必须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反腐败法”或“惩治腐败法”。立法应包括的主要内容：1.法律依据和宗旨、目的；2.立法原则；3.确定“腐败”的法律概念；4.界定腐败行为的主体；5.界定腐败行为，并明令禁止；6、设立“反腐败审判庭”。而在当时，敢于刊发“一号议案”全文的主流媒体，只有《新民周刊》。这期周刊，还刊发了邓伟志先生和时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呼应“一号议案”的文章；因而引人瞩目和被广为收藏。而我所在的民进复旦支部，也热烈地讨论过这期周刊；后来又发现，只要是张仲礼先生领衔的议案，其核心内容和相应的社会诉求都会在周刊得到反映。因此，公平与正义、民生与发展、光荣与梦想，也就是我和同事们眼中的周刊形象。

品牌的诞生

　　毫无疑问，《新民周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如同她的办刊理念“我们影响主流”。从时政和发展角度，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选题都是周刊的主旋律。如中国入世谈判、中国筹办北京奥运会、中国申办（上海）世博会、长三角一体化如何破除瓶颈、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涵……当然，还有韩流、大片、新车、手机、世界杯等年青人喜爱的时尚内容；很多读者也都注意到，周刊的原创图片不仅视角新、技术高，而且印刷精美无比。而我的好多留学生，为了尽快融入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汉语和中国学环境，纷纷自费选择了《新民周刊》作为自己的课外补充读物；其第一选择要素就是图片精美、并配有凝练的说明文字；核心选择要素则是“只要花5元钱（当时周刊的零售价），就能了解一个无限广阔的中国”。

　　我最终下了决心，并在张仲礼、吴振标、盛重庆、陈绛等老前辈的积极鼓励下，经2004年下半年的试讲、于2005年上半年正式把《新民周刊》从课堂外移植到课堂内，王泠一则建议课程名字干脆就叫“新民周刊导读”。感谢复旦大学给了我创新的机会，因为教材就是当期的《新民周刊》、这是闻所未闻的课程设计；每周的课堂上，各国留学生们自我选择某篇文章用汉语来讲解、讨论，课后则及时撰写心得和论文，学期结束、复旦教务处经考核合格给予留学生两个学分。
　　这门留学生教育的创新课程，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还得到了一些国家驻沪文化领事的赞赏；于是，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就将之列入了品牌（精品）课程计划。而2005年的下半年，还发生了一件对《新民周刊》品牌建设富有意义的特大喜事。这年11月8日即记者节，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评选的15个专栏和专题节目，在众多新闻、副刊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上海市媒体优秀品牌。
　　据王泠一当年的记载：这15个著名品牌的诞生，既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生动刻录，也是新世纪新时期上海以实施媒体品牌战略为抓手，努力推进主流媒体影响力建设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譬如，首创于1979年亦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第一个月的《解放论坛》，常常在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之际，发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作用。它的实践证明，在中国，思想解放既具有引导政策、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推动意义，又有清除封建残余、还言论自由的人文关怀价值。又如，创办于1946年的文汇报《笔会》，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以几代编辑人薪火相传的努力，培养着与知识人的鱼水之情，道义之交。一起当选的还有《新民晚报》的著名副刊《夜光杯》和新民周刊的《深度调查》；后者的优势是什么呢？
　　上海新闻界泰斗吴振标明确告诉我：“只有近7年历史的新民周刊《深度调查》，则以一系列深度报道得到读者和同行的广泛认同，成为同类媒体中调查类报道的标杆之一，它生动体现了记者坚持深入第一现场、不畏艰难困苦，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时代责任和职业精神”。这一评价自然也让被我尊称为“周刊之父”的另一位泰斗丁法章很是得意，他可是周刊创刊立项关键时期的最高领导。

课程的传导

　　官方的品牌授证和日益增长的读者人气，让王泠一特别神气。他甚至在市委研究室主持的上海发展研讨会上，大谈媒体品牌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联。后来在时任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教授（现市社联主席）的支持下，市决策咨询委的重大课题成果（报告）还授权《新民周刊》率先发布。如房地产调控、现代服务业税改等，这也为周刊新闻信息和分析依据的权威性加了不少粉丝。

　　王战还告诉王泠一，通常世界一流城市都会有一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时政类周刊。这是王战教授考察世界主要大都市文化魅力的独特发现，对我是个很大的启发。而在复旦，我的“新民周刊导读”课程也越来越受欢迎。有关留学生的驻华大使馆、驻沪领事馆派员来了解课程情况，还有留学生的家长来探望孩子时也被《新民周刊》迷住了（有弥补代沟的功能）；周刊也不断地派记者来打探课堂讨论的氛围。由此，我认识了金姬、陆幸生、钱东升、应琛等一批周刊朋友。

　　留学生们喜欢周刊的各个栏目，对记者的大名甚至一度比我还熟悉。如一个叫布兰卡的姑娘，就成了周刊高级记者陆幸生老师的铁杆粉丝。一头金发的布兰卡，汉语很流利；她原本是南斯拉夫人，因国家解体就成了塞尔维亚人。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总是有一丝忧虑；她在塞尔维亚并不喜欢看杂志，因为充满着西方的教条和谎言。在上海、在复旦，布兰卡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中国路径和上海样本；她的主打素材就是《新民周刊》、尤其是陆幸生的城市报道。在周刊的帮助下，我陪布兰卡在青海路的一家餐馆里见到了陆幸生。布兰卡问了不少尖锐但很有收获的问题，如深圳特区的决策流程、城市住宅租金的差别、新上海人的生存状况、汽车导致的空气污染等；陆幸生都做了耐心、详尽的解答。而金姬不仅和我的友谊保持到现在，她和一个采访对象、喜欢阅读周刊医疗类文章的日本姑娘北泽祐子，也维护交情至今、完全称得上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佳话了。
　　有意思的是，留学生们还从《新民周刊》的上海本土报道中学会了不少“上海闲话”，了解了不少弄堂文化的典故和新知；如张爱玲、宋庆龄、新天地、武康路等。通过课堂辩论和平时精读周刊，他们理解了养老院、居委会、业委会和开发区，他们能听懂出租车司机的抱怨、他们能在菜场上讨价还价……近年上海发展的速度更是快马加鞭；而地铁新线路的开通，成为他们阅读周刊报道的新热点；他们甚至能够据此测算地铁新线路沿线房租，希望能符合自己发展的预期。

周刊新气象

　　上海在变、中国在变、时代在变，《新民周刊》的报道方式和文章风格也在变，而留学生们的适应性似乎比我还强。如2016年的下半年、一个新学期，我突然发现周刊的封面报道变成统领式、立体式，甚至一期内容可以完全是封面报道的主题、相关栏目根据需要来整合；即由主题决定内容，而非以内容安排形式。
　　我本来担心周刊风格的剧变，让留学生们消化不了；这就好比球队突然间上了高原、突然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但马上就显示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一个更有利的条件是毕竟十二年过去，汉语教学在亚洲、欧洲和美洲都得到了深入普及，复旦留学生们的汉语水平和中国国情认知能力早已经突飞猛进。经现役的留学生们的比较，风格变更之后的新民周刊更聚焦、更精确、更时效。他们告诉我：某个发展领域的课题或时政类主张如果是门的话，《新民周刊》的即时封面报道就是打开思维之锁的钥匙。我突然觉得他们是刊二代了，其阅读理解能力不亚于国人。
　　这批刊二代中，有的是随父母在华工作、在上海接受的基础教育；有的是对华外交官和商务专员的孩子；还有就是在沪文化领事、商务领事本人。“新民周刊导读”的课堂，几乎类似成联合国的专题辩论场厅，思辨火花闪烁、思维值得留痕。而今年暑假前刚结束的这学期，多才多艺的白雪花（美国留学生）是第八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季军，弹得一手好钢琴、活跃在复旦echo合唱团在上海的各种舞台上；来自英国的易梓星曾以火辣劲舞激情歌喉夺得2017年度复旦达人秀冠军；还有好些留学生都获得过孔子学院的汉学奖学金。

　　白雪花喜欢精读“城与事”栏目，因为“能从作者的眼里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接母亲住新房》，作者名叫铁万钢、来自青海。她这样理解：“春节快到了，作者在帮母亲从村子搬到城市，希望她晚年的日子过得更舒服，更愉快。母亲的新房有空调、电灶，即很多作者认为应该让她开心的东西。但是刚好要过春节了，母亲有点想家，所以心情没那么好。后来作者给她做村里过春节经常吃的一道菜，也认真地听母亲说一说往日时光的故事。当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产生了‘家’的感觉，母亲也开心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更加了解春节对中国老百姓的重要性。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想起了美国的感恩节，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节，没有跟家人亲戚一起过，就像那个母亲一样难过”。

　　刊二代中，甚至还有能够根据周刊主题，参与讨论后引发进一步反思的。如松田亮辅（日本留学生）选讲了周刊好些文章，有《安全屋：合法吸毒？》、《小费“潜规则”是文化还是陋习？》、《在日本拾金不昧记》、《一道留住男人的菜》等。但他和同学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什么会有“精日”这种异类？》。他告诉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知道中国人对中日之间发生的事情怎么想，而且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尊重历史是多重要。讨论的时候，韩国的沈保罗就说‘精日’听起来奇怪，但却不是个案，在德国，就有一些遭受纳粹屠杀的犹太后人崇拜希特勒。讨论中大家的观点一辈子不会忘，所以我回日本后，还继续看《新民周刊》”。
　　以上案例，只是“新民周刊导读”课程十四年来丰富记录中的一些片断。谨以此文，献给《新民周刊》一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