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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学前教育面临着教育资源不足、分配不均衡、发展参差不齐的问题。
记者｜陈 冰
“背奶族”与全职妈妈
6：00，手机闹钟准时响起，林丽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本能地第一时间关掉闹钟，从床上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很好，8个月大的女儿并没有被闹钟吵醒，正在睡梦中露出甜甜的微笑。
洗漱，吃早饭，7点临出门前赶紧再喂一次女儿。7：30，林丽准时背上书包，出门赶单位的班车——背包中是一整套吸奶设备，外加冰袋、奶包——自从孩子出生后，在某大型医药公司上班的林丽，就如许多她的女性同事一样，成了“背奶妈”。
林丽的公司内，与她同样的“背奶妈”就有几十人，公司专门配备了多个“吸奶室”，冰箱、水池一应俱全，只为员工能够安心“吸奶”。
林丽的环境多少让人羡慕，很多公司的“背奶妈”只能见缝插针地在促狭而寒冷的卫生间里仓促挤奶，因为环境实在太恶劣，再加上冬天的寒风总是让人瑟瑟发抖，很多妈妈无奈只得放弃背奶事业。
林丽家里的老人年纪都比较大，而且身体不好，无法帮助他们带孩子。她现在只得请阿姨白天在家看管孩子。为了随时能够看到孩子的状况，她据理力争，要求搞监控技术的教授老公在家里安装了一套实时监控设备。当初老公觉得这样会侵犯保姆的隐私，但林丽仅仅用一句话就说服了留洋多年的老公：“跟孩子的安全比起来，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即便这样，周围的同事和家里的亲人也觉得她的心足够大，怎么那么放心就把吃奶的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可是林丽也很委屈，不这样还能怎么办？
林丽目前的月收入超过万元，而且公司处于快速发展期，自己的职位和薪水也都在年年上涨。林丽特别希望单位能够办一个托儿所，不用很大的空间和很多的设备，只需要几个专业的保育员，外加清洁的活动场地就可以了。“这样到了吸奶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过来喂奶，外加看看孩子，工作起来也会更安心，连接送孩子的时间和精力都省下了。有这样的托儿所，每个月六七千的收费，我觉得都能承受。”
“单位办托儿所，收费可以比较灵活，比如按天计费，不管男女员工，带孩子过来的，费用从工资扣除就行。”林丽坦言，之所以能接受较高的费用，还是因为希望能够在工作与孩子的照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这个职位的员工，如果辞职带孩子，两年后还能不能找到现在这样的工作，真的很难讲，所以就算贵一些也是值得的。”
33岁的张洋在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的收入也就5000元，而在上海聘请一位带小宝宝的住家阿姨的工资差不多就要6000元，在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张扬还是决定辞职回家带娃了。回忆起那段把收入都“都交给保姆”的日子，张洋坦言并不舒心。
阿姨只负责孩子的日常照料和简单家务，却还是常常找借口偷懒。“比方说每天中午就把小孩抱在手里睡觉，然后自己和孩子一起窝在沙发上，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看3个小时电视。有时候我妈过来看看，她还直接命令我妈倒垃圾，洗碗……可是为了让保姆能够尽心尽力，我也不敢多说什么。有一天就说了一句她的不好，中午直接把我的一口康宁锅给摔碎了。人家说是手滑，我还真一点办法也没有。就这样，逢年过节的时候，我还得额外包个红包给她。她们保姆之间都会攀比的，要是我们太抠门了，那可保不准会怎么对待我的孩子。”
觉得这样的日子太憋屈了，张洋索性当起了全职太太。“要是有托儿所就好了，这样我就不用辞职了。”张洋觉得最好社区或者街道能够出面负责，这样应该比私人开的放心些。“考虑到3岁前的孩子照顾难度比较大，估计要比幼儿园贵一些，但政府最好能再补贴点，实际收费控制在四千以内吧。”
无论是在职妈妈林丽，还是被迫做全职妈妈的张洋，她们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境：哪里能够安放我的孩子？
托儿所消失了
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托儿所托管。我到现在还有被妈妈裹着棉被送到托儿所的记忆。
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定义“托儿所是3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
《人民日报》同年发表《从实际出发，继续办好托幼事业》，统计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入托率28.2%。
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复杂，分属不同部门管理。
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立托儿所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归属于本单位。
8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国有企业破产的法规政策出台，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大量福利性托儿所被裁减。与此同时，计生政策的趋严导致中国的托儿所数量不断减少。根据北京当时的一项调查，截止到1995年，全市托幼园所减少了332个，家庭托儿所及托儿户和学前班数量也呈减少趋势。其中，生源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进入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托儿所数量的锐减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更注重子女教育的80后、90后父母放眼四顾时，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托儿所了。按照卫计委官员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国内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
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幼托需求不断扩大，上海的幼托资源不增反减。为了优先满足幼儿园的需求，近几年上海幼儿园独立设置的托儿所逐渐停办，入托规模也随之减少。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在0-3岁四个年龄组8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硬币的另外一面却是：脱离了体制的城市职业女性人数在近20年里大幅上涨，加上“二孩政策”的出台，对托儿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比如，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有52.9%选择了“家里无人照护”。
虽然已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但面对托儿的难题，很多人选择了放弃生育二孩的机会。还有许多女性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毫无疑问，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
办托儿所有多难？
遗憾的是，“旧式托儿所”（国家机构）消失了，有资质开办“新式托儿所”（市场机构、企业福利）的主体，却并没有改变，还是国企、机关，或工会、妇联等。私营企业想要自己办个“托儿所”，在程序上非常困难。
那么，办一所托儿所究竟有多难呢？
按照2005年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规定，中心城区390名幼儿规模的幼儿园占地规模就要是6490平方米，人均占地合16.64平方米；中心城外的幼儿园占地标准则要达到7198平方米。
上海市甚至对园长办公室、职工厕所的使用面积都做了详细规定。携程托儿所的主管钱堃此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这种标准“对于商务楼里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单位不愿意自办托儿所的原因中，首要原因就是“场地缺乏”（70.8%）。
然而，最需要托幼服务的家长又大多都在商务楼里上班。
除了硬件上难以达标以外，找不到主管单位也让人困惑。根据上海工会的调查显示，0-3岁早教是个灰色地带，审批和监管属于盲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朱建新表示，目前托婴中心的业务不仅仅涉及到教育部门，也涉及到卫生部门。至于归哪个部门管，是教委、卫计委、工商、还是妇联？现在没有明确。
携程开办亲子园一波三折的经历恰好是这种缺失的缩影。
今年夏天，上海市总工会还研究起草了《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制定办法过程中，总工会广泛听取了市教委、市卫计委、团市委、市妇联等相关委办局、区局（产业）工会、部分基层企业工会意见建议，并最终形成了该《办法》。办法中明确，亲子工作室是提供公益性托管服务的设施，功能主要是看护。主要有寒暑托、晚托、应急性、全日托等四种类型。同时要求“五个有”：有安全措施、有基本师资、有托管协议、有意外保险、有应急预案。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本来让人拍手称好的尝试却出现了携程亲子园虐童这样尴尬的事件。政府对于幼托机构的管理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北京商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工商所了解到，注册托婴中心，需要当地区教委做前置审批。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某区教委负责人表示：“教委负责学前教育的科室没有做过托婴中心的前置审批。幼儿园的审批归教委，托婴中心这个领域是否是教委审批，还没有相关政策。”
住建部在2016年10月出台了《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对托儿所的面积、选址、班级人数、卫生条件做了规定。实际上，目前存在的托婴中心多以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从根本上就规避了工商局对相关标准的核查。这导致很多幼托场所存在安全、卫生隐患，运营之后又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托婴中心运营的质量很难保证。
此外，师资也是一大考验。“教师上岗没有标准，日托课程没有标准，因此没有办法进行考核。”全国幼教联盟秘书长孙纲表示。
托婴机构的教师没有统一的专业标准，0-3岁早期教育的专业人才也很缺乏。“现在上师大的学前教育专业，是针对3-6岁的幼儿教育所设置的专业，而0-3岁没有细分专业。”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李燕表示。不仅高校没有0-3岁的学前教育专业设置，我国的大部分职业高中、职业院校也没有0-3岁早期教育专业的设置。
幼教师资有多缺？
需要指出的是，托儿所和幼儿园是有区别的，托儿所招收的是3个月-3岁大的孩子，幼儿园一般招收的是3岁-7岁的孩子。前文所述的是托儿所的严重缺失。而幼儿园的缺口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可以说，整个学前教育都面临着教育资源不足、分配不均衡、发展参差不齐的问题。
正是因为“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投入与运行保障机制、办园体制、政府职责担当”的不足甚至缺失，造成近年来关于幼儿园虐待儿童的事件屡屡发生，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12月至今，见诸报端的幼儿园虐童事件，北京与广东各6起，浙江与河南各5起，河北与福建各4起……就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爆发之后，北京以及河北等地又相继爆发出类似事件，其中，常见的虐待方式就是体罚殴打和扎针。
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幼儿园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达4413.86万人，仅从2011到2016这五年间，全国幼儿园里就多出了990万的孩子。
而与此对应的是，全国幼儿园所有教职工人数总和只有381.8万人，教职工幼儿比约为1:12。这就是说，一个幼教职工要面对12个孩子。而如果只计算专任教师（教育部最新公布数据为223.2万人）与幼儿的比例的话，则更低，为19.8:1。这也就是说，中国一个经过严格培训的幼教老师，他要面对的将是20个孩子。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按照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全日制幼儿园的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需达1:5至1:7。就拿1:7的目标来说，中国需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而这几乎是中国学前教育专业学生11年的总和，可见，中国幼儿园的教职工配备标准离要求仍相差甚远。如果现有状况不改变，我国幼儿与幼师的比例失衡，将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伴随着全国二孩政策的放开，中国会迎来新一轮的幼儿出生潮。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1846万人，未来5-10年，我国每年新生儿将增加1700万-2000万。按每年新增1850万，每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8‰的比例计算，至2022年，我国0-6岁幼儿人数将达1.28亿，按照毛入园率90%计算，在园人数将达4955万人。幼儿园预计缺口近11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预计缺口超过300万。
就在近日，上海《新闻晨报》报道，华东师大100多名幼师毕业生，却来了200家幼儿园招聘，幼师专业大学生遭遇疯抢……
报道称，上海幼师缺口巨大。今年上海仅嘉定区就有281个幼教岗位求贤，其中最多的天恩幼儿园一次就要招聘22位老师。华东师大就业中心主任阮平章透露：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每年有100多名毕业生，仅去年就先后来了200多家幼儿园来“抢”这100多名毕业生。今年的招聘难更为严峻。
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李燕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每年的幼师毕业生，大专有1000名左右，本科毕业生只有500名左右，就是这1500名毕业生，也不是全部从事幼教工作了。“首先是户口问题，许多幼儿园规定必须是上海户口才能进入事业编制，这一条就导致许多毕业生没法进入幼儿园工作。现在有一些区开始实施先进编再落户的政策，这对于真正想从事幼教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是一个利好，也有利于吸引其他省市的幼师毕业生来到上海。政府是否应该在在户籍、编制、加分上针对幼师毕业生等政策上有所倾斜，以缓解师资的极度匮乏？”
李燕还指出，目前幼师的收入普遍偏低，不少毕业生并未真正从事幼教工作，毕业就转行的现象不在少数。据调查显示，中国幼师普遍感到从事这一行业压力大且收入低。压力的主要来源是检查、考核繁多，以及工作时间长，每天需要工作8至10小时，还有22.14%的幼师表示，工作时间超过了10小时。
而薪资方面却与压力不成正比。举个例子。这次出事的红黄蓝幼儿园，普通班孩子的每月学费大概在3500元左右，国际班学费4800元，不包括幼儿园兴趣班学费、伙食费、一次性用品费等。但是这里的教师月薪却只在2000-3000元之间。携程亲子园事件中被曝光的教师招聘启事中，老师的月薪也只有3000-4000元。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2016届“幼儿与学前教育”职业类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3504元，比全国本科平均水平低872元；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从事“幼儿与学前教育”职业类群体，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2706元，比全国高职高专平均水平低了893元。
这种薪资水平与城市的低端劳动力相比，没有任何的优势，更加不能让幼师对自己的工作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高学历人才对幼教总是敬而远之。
2016年，有学者对y市78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准幼师进行调查，结果有34%的准幼师表示无法完全接受儿童调皮的样子，甚至会因此而生气发火，“做出不合教育的事”。此外，还有4%的准幼师认为儿童“无知、恶魔”。
工作热情消逝，“厌童”心理滋长，大量的专业人才流失，幼师的供需矛盾迫在眉睫。这时候，大量没有教师资质的“幼师”，走进了幼儿园的大门。
尽管国家规定从事教育行业，首先必须拥有教师资格证，但从目前的统计来看，幼儿园教师“无证上岗”的情况十分普遍。
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拥有幼教资格证的在职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为17%，无证教师占比则达到22%，这个比例，在农村地区更严重，高达44%。
众所周知，幼师这个职业要求从业者有着异于常人的对噪音、啼哭、非理性行为、无序场景的容忍及处理能力。这个门槛有多高，每个在网上骂过“熊孩子”的人心里都知道。
但是面对大量的入园儿童，这些要求似乎降得很低。
学前教育立法
11月3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回应关于“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提问时表示，教育部将采取进一步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等五方面的措施，力争在幼有所育上能够取得新的进展。
田学军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前教育，从2010年开始，教育部已经连续实施了两期学前教育的行动计划，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50.9%提高到现在的77.4%，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幼儿园的老师们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孩子的快乐成长辛勤付出，但也发生了极个别的虐童这样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田学军说，幼儿园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刚性入园需求与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存在的矛盾。
下一步，教育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办好学前教育的要求，力争在幼有所育上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准备采取五方面的措施：一是坚持发展与质量并重，扎实推进各地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着力化解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制定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压实监管责任，加大督察力度，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督促各类幼儿园依法依规办园，切实提高保教质量；三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儿教师队伍；四是要明确教师的行为规范。我们正在考虑制定教师的行为规范，加强教师法治教育，提高教师法治意识和底线意识；五是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教育部正在就学前教育立法进行调研，已经启动程序，为学前教育依法办园、规范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诚如论者所言，未来的学前教育立法，至少要明确三个问题：一要明确学前教育的公益属性；二是要明确解决国家教育体系当中学前教育所处的地位问题；三是要解决整个学前教育的体制问题,真正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合力作用。
总而言之，推进学前教育立法，既是法治建设的必要，也是现实问题的倒逼。不过，仍需提醒的是，徒法不足以行，学前教育能否不再成为痛点，一部单独立法的法律，能否药到病除，仍有赖于执法层面能否让法律“带有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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