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堡”上海的 五大机遇-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阅读提示：站在“桥头堡”上看世界，明天会更好。上海是“一带一路”的东方桥头堡，起码有五大机遇不容错过。
更好的全球化标杆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功。未来，这条东方巨龙的腾飞不应只体现在数字上，还应体现在增长的包容性，以及国际秩序的制定及国际事务领导力上。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了亚欧非几十个国家，以开放和包容的模式规划全局。繁荣、包容、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目标，也是这个有责任的大国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指导方针。
一带一路，正成为更好的全球化的一个标杆。
“桥头堡”上海的 五大机遇
记者｜姜浩峰
“今年上半年，我的《国宾在中国暨‘一带一路’摄影展》在新疆麦盖提县刀郎文化园——世界和平公园举行，2017年，我的愿望是——在上海举办一次类似的‘一带一路’摄影展。”坐在上海贵都大饭店的会议室里，摄影家许根顺向《新民周刊》记者娓娓道来。
从1980年代晚期到2014年，许根顺因工作关系，得以拍摄到许多外国元首在上海的影像。从1989年拍摄到时任布基纳法索元首兼政府首脑布赖斯孔波雷，到刚刚谢世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能够挑选出来的五六百幅摄影作品中，有许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导人或者曾经的领导人留影。
2016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的第一年。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更为重要的是，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
回看“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金秋，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始，如今，许多基础设施已经开工，沿线国家和地区达成共识甚至通过了联合国决议。未来，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对《新民周刊》记者所言：“到2050年，‘一带一路’将为世界新增30亿中产阶级。” 尽管王义桅所引用数据来自美国布隆伯格公司，然而王义桅对此数据给出了独到的解释。他称，“一带一路”的理念，许多来自中国的古老智慧。亦即“中国并非追求什么世界领导权，而是联合沿线国家发掘洲际、区域合作潜力，服务于地区繁荣和长治久安”。
上海，作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未来建设目标是——2020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2040年成为全球卓越城市。未来的上海，当然不仅仅像许根顺经历的年代那样——有许多外国首脑访问，留下宝贵的照片与纪念封等等。站在“桥头堡”上看世界，明天会更好。至于如今，按照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的理解，上海是“一带一路”的东方桥头堡，起码有五大机遇不容错过。
上海的五大机遇
在联合国大会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以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表示：“联合国大会第a/71/9号决议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建设‘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中方希望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按照联大决议规定，积极参与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及项目实施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协调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更好造福有关各国人民。”
今年早些时候，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以至中国政府为之作出的积极行动和中国各地的开放态势。至此，预热已久、举世期盼的“一带一路”规划正式面世。
《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也正是2016年，一些央企总部迁往上海或者在上海成立。比如由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重组后成立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就将总部设在上海。而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为支持国家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中国船东协会将从北京整体迁址上海，揭牌仪式在12月16日举行。
在大飞机制造领域，中国商飞总部本就设在上海，如今更是已经搬迁到世博园区央企总部基地。更为可观的则是——浦东祝桥将打造成大飞机产业基地、都市型航空城。各国各品牌的飞机配件企业都将布局祝桥。未来的祝桥，是否能成为下一个西雅图，抑或是图卢兹这样的航空城，引起了世界瞩目。
缘何上海能够有如此吸引力？在郁鸿胜看来，除了上海本身是国际大都市、经济中心以外，从“一带一路”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在我国开放格局是由东向西布局的，上海处于中国沿海最东面，是东方的“桥头堡”。
郁鸿胜说：“我认为上海起码有五大机遇不容错过。”
首先是双向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作为东方“桥头堡”，上海不仅可以通过参与长江经济带、新欧亚大陆桥建设，发挥向西辐射的作用，还能通过东盟自由贸易区、湄公河合作次区域等，将国际先进理念和开放政策向东聚集。
其二是对外开放枢纽的建设机遇。“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对外开放，上海有望借此推动总部经济发展，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结算中心落户，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同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跳板”。
其三是完善外贸合作机制。“一带一路”覆盖面广，参与省市多，上海能发挥人才、制度、管理优势，探索建立区域外贸协调工作机制。
第四是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节点枢纽城市。陆上丝绸之路，从上海往北到连云港，可以直通新欧亚大陆桥。就海上丝绸之路而言，上海也是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上海海陆空综合交通体系，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能级和辐射带动力。
其五是“一带一路”战略还将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能拓展出新的开放领域，在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加快国际合作步伐。
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局长、上海市欧美同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俞林伟说：“对接‘一带一路’，上海要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乃至亚洲的桥头堡。”在这位“80后”海归处级干部看来，原来“桥头堡”的角色更多是由香港来扮演。现在上海需要与亚洲其他重要城市——香港、台北、东京、首尔竞争，要在亚洲赢得自己的位置。
中国的位置是领头羊
“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一些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在抬头。而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则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如今，中国需要为保障、扩大全球化的成果做出更多的努力，现在是要去做领头羊的角色，我们要让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地区和人民，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刘卫东的此一发言，赢得了台下掌声一片。这是9月份在上海东郊宾馆举行的2016浦江创新论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论坛上的一幕。
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的刘卫东，在此论坛上与蒙古、老挝、泰国等国专家交流。泰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工业4.0处处长伦乔吉·卡蒙德塔查（rungroge kamondetdacha）对刘卫东说：“我们讲到全球化，首先想到的就是关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作为中国人的你，应该是最高兴的了。” 卡蒙德塔查意指——“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提出来的，其实这个地理学家想谋划中国新疆到西亚再到欧洲的铁路，他研究了历史上的贸易路线，然后就发现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中国历史上跟其他国家交流，最有名的是三样东西，最早是丝绸，后来是瓷器，再后来是茶叶，大抵走了丝绸之路。
当然，还有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前，以中国大陆最南方的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唐宋时期，广州、泉州、明州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已经在支撑中国的海上世界贸易了。最新的考古发现，上海也是这一世界贸易环节的重要节点。12月8日上午，上海博物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获得重大成果。青龙镇遗址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文献记载中此地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遗址历年考古发掘出土了来自福建、浙江、江西等窑口可复原瓷器6000余件及数十万片碎瓷片。考古发现的瓷器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证明了青龙镇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之一，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 在刘卫东看来，古代的丝绸之路也好，海上丝绸之路也罢，并不是简单的两条路线或者几条路线，而是一个国际交流、国际贸易的网络。“为什么今天要用‘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刘卫东说，“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符号。我个人把它看成为历史现象加一个隐喻——丝绸之路代表了贸易、文化、宗教交往的历史，其隐喻是——和平的精神。另外，大家往往会认为，丝绸之路是有关中国的故事，其实不是的，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共有共享的文化遗产。要这样来理解——在丝绸之路之中，我们不仅输出了茶叶、瓷器、丝绸，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包括宗教、科技、一些生物的种子等等。所以它是沿线国家共有的遗产，是沿线国家共同文化上的事情，这个是丝绸之路的精神，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到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精神带领我们合作。”
许根顺在整理相册的时候，往往感慨——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政权更迭。“我曾经拍摄过一位政府首脑。”许根顺边说边给记者看一张合影，“他回到国内，就被逼下野了。”也有一些首脑因权力之争而丧生。许根顺担心，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上的遗产，但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会令“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不那么一帆风顺。
而刘卫东也看到一些问题。比如如今“一带一路”还缺乏完整的话语体系，各种解读很多，也有一些国家有错误的理解。还有就是有一些泛化的现象。“我参加过很多部门推进‘一带一路’实施方案，就是把原来的工作扣上‘一带一路’的帽子放在那里，这个是不对的。”刘卫东指出，“还有一个是缺少相关的人才。我们的人才很多是去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很少去沿线国家留学、学习，这个是当下务必要改变的，要多增加留学生互派的情况，增加双方的了解。”
《新民周刊》记者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了解到，该院举办的一些培训班，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级政府的欢迎。比如8月结业的由上海市外办和上海交大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合作举办的第二届非洲友城外事官员培训班，历时一周，6名成员分别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市、纳米比亚温德和克市、南非共和国夸祖鲁-纳塔尔省以及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等国家城市。根据项目目标，结合成员实际，中心为项目班成员们精心开设了相关的商务汉语与中华文化、中国国情及上海发展等课程，同时还安排参观考察了上海中心、商飞公司、鹏欣集团、上海田子坊、奉贤区现代生态农业园、国家会展中心等颇具代表性的沪上企业与文化景观。通过一周的学习、参观和考察，学员们表示，对中国特别是上海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情况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对相关企业和区县的考察为开拓新的合作渠道、实现新的合作项目提供了新的思路。
刘卫东还说：“政府走在了前面——政府做了很多的合作协议，领导人访问的时候会站台‘一带一路’的项目，总体而言企业的资本市场是做到了后面。未来，应该有更多领域更多人参与进来，包括民营经济领域，包括文化领域。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工程，其实不是的，它是全世界企业和政府都可以参与进来的，只是由中国提出的。”
按照刘卫东的理解，如果各方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一带一路”才有可能做得更扎实、更稳健。换言之，许根顺的担心也将会大大缓解。
王义桅在他的书《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中，还分析了欧洲对“一带一路”的担心，诸如担心中国战略扩张、担心地缘政治冲突、担心无法应对安全风险、担心影响欧洲的治理标准、担心“一带一路”经过俄罗斯和俄罗斯势力范围遭致俄反制、担心国际格局变动、担心影响欧亚一体化、担心债务危机，王义桅甚至还了解到——欧洲竟然有人担心“一带一路”过于宽泛，最终不了了之。
2015年，王义桅在欧盟重要智库——马达里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举办的“丝绸之路复兴背后的涵义”午餐研讨会上发言。他说：“欧洲人应该感到骄傲，在中国历史书中是找不到‘丝绸之路’一词的，那是德国人李希霍芬1877年提的概念。因此，欧洲拥有‘丝绸之路’的知识产权。”当听到这儿时，欧洲人的精神劲儿一下子提起来了。王义桅继续说：“中国的信心来自‘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简单说就是44亿人一起想、一起建，正如亚投行一样，完全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范办事，建设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域外国家包括美国也会参与进来。”有欧洲友人向王义桅解释，欧洲人不习惯中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疑问重重，但如果解释清晰的话，疑问自然能够解开。
换一个怎样的世界给明天
王义桅向欧洲朋友分析——中国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即便“一带一路”设想未能完全实现，也比眼光短浅、沾沾自喜强。王义桅向欧洲朋友举的分析数据，则来自美国的布隆伯格公司——到2050年，“一带一路”将为世界新增30亿中产阶级。欧盟官员则表示，可以考虑将欧盟的欧洲投资计划——“容克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实现欧亚互联互通。
作为地理学家，刘卫东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寻求空间上的出路的过程。“在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就讲了——空间出路是资本寻求出路非常重要的途径，因为空间是有内在需求的，交通技术的发展，让资本流动的能力越来越强。但在当时，资本即使有这种冲动也很难做到。然而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把国门打了开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刘卫东说。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如今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按照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在2016浦江创新论坛上所言：“中国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同时中国发展的模式，正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高速增长，2015年居世界第二位。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已经达到了2.1%，其中企业的研发投入达到了77%。” 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乃至推动换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给明天的时候了。
在12月7日于浦东星河湾大酒店举行的“2017云开未来乐居创新峰会”上，乐居控股首席执行官贺寅宇告诉《新民周刊》记者：“面对国内房地产调控，其实我已经注意到许多中国房企已经走出去了。有的到了第三世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柬埔寨，那里的拿地成本相当于中国国内1980年代，而因为这二十年中国房地产大发展，房企有一套成熟完整的建房程序，许多东西只需要拷贝过去即可。至于房产售价，倒是同国内二三线城市许多地方差不了多少。而销售方面，我们的云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楼盘从最初主要卖给华人，已经过渡到卖给当地人，总体上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卖给当地人。”
刘卫东认为，中国经济在2000年前以吸引外资为主，然后发展到出口占比很大，现在则是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投资阶段。“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是1456亿美元，这还是不包括金融类的数据。我国对外投资数额已经超过了我们吸引外资的金额，这是个标志性的年份。”刘卫东说。
值得注意的是，12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时，如此说道：“我国对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原则是明确的，我们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投资‘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原则没有变，推进对外投资管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方向也没有变。我们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四部门负责人还特别提到了国内企业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而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精髓，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和共同复兴，开创包容性全球化，南南发展的同时，打破美国单极世界之格局。而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对驾驶者的驾驶技术、风险管控水平，自然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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