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之城-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南海之滨有一座城市，改革创新大潮在这里不断喷涌。它高度浓缩了一个时代精华，40年砥砺奋进，从昔日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为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

　　它，就是深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也浓缩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曾这样评价：“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改革开放，无疑是深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因”，也是读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现命运伟大转变的“密码”。

为什么选择深圳？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却有上百倍的悬殊差距，以至于不少人选择“逃港”，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这是40年前深圳的写照。

　　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深圳这边冷落萧条，心中非常难受。1979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郑重其事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东莞、成都、太原等城市政府经济顾问的倪鹏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先，选择深圳作为特区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决策。

　　“回顾那段历史可知，当时的香港已经进入很好的发展，但是内地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紧邻香港的广东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倪鹏飞分析道，“同时，虽然香港与深圳一衣带水，但由于香港当时是国际中转站，开放程度远超内地，两地之间差距逐步拉大。所以，当时在深圳设立特区也是希望能够加强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发挥香港的经济辐射作用。”

　　除了当时国内经济发展比较慢以外，在倪鹏飞看来，另一个因素，则是国家要实行改革，要开放，首先要选择一些点，由点到面地展开，所以要进行试点，“而在当时，以深圳为代表的几个东部沿海城市在地理位置、交通、港口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中央决定选取距离香港一界之隔的深圳以及另外几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区域，比如相对澳门一界之隔的珠海，和台湾一峡之隔的厦门，以及侨商较多的汕头。将这几个城市设立为特区，先行先试一些市场化的制度，以及开放与境外的经济联系。”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有外电惊叹道：“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蛇口：创设诸多“第一”

　　离深圳地铁2号线（蛇口线）蛇口港站不远的时间广场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12个字格外醒目。这句在1981年，由蛇口工业区率先提出的口号，对当时经济观念和时间效率观念比较淡薄，耻于谈钱的国人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尽管争议无数，但在该口号的引领下，经济特区的尝试率先在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蛇口工业区的创立者袁庚这样说过：“蛇口的发展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变革开始的。”蛇口工业区确确实实地成为了创新、创业的沃土。

　　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里，记者看到，在一面展览墙上的玻璃相框里镶嵌着一份文件原件，纸张虽然有些淡淡的泛黄，但依然能清晰地看清文件内容。文件是中共蛇口工业区委员会在1983年7月1日下发的关于吴念祖律师任蛇口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决定。这份文件的背后，是将“1983年7月新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蛇口开业”的消息正式向社会宣布。

　　蛇口创设的“第一”可远不止这一个——1984年12月，中国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蛇口保安服务公司成立；印有当年公司印章和董事长签名的蛇口安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样本也陈列在展览墙上；1989年10月原蛇口工业区汽车运输公司改组为深圳市蛇口安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交通系统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批上市公司之一……仅1979到1984年间，蛇口工业区就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此外，蛇口工业区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蛇口模式”，即不要国家拨款，自行引进外资，自担风险，产品以外销为主，高速发展工业。同时，在企业内部凸显竞争机制，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工资不再固定，合同制和绩效工资大大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这一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其成功经验很快在特区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召集中央负责人开会时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蛇口工业区更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国庆节，蛇口工业区挂有此标语牌的彩车参加了天安门前国庆游行典礼。从此，这个口号从蛇口到整个特区，进而风行全国。

　　2015年4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正式成立。深圳市西南部28.2平方千米的土地被纳入其中，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代表着我国大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该自贸区“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推动以“深港组合港”形式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打造自贸试验区新的标杆。

　　如今，在深圳，有一组引以为傲的数据：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这“六个90%”来自于科技重镇——蛇口工业区所在的深圳南山区的总结。

充满未知与机会的“深圳梦”

　　可以说，过去5年、10年，甚至40年来，深圳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在上演鲜活的深圳故事。

　　在倪鹏飞看来，深圳作为一张白纸，所以它建立的是最接近市场经济的制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好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生产；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吸引内地更多的生产要素，甚至全球更多的生产要素，包括人才、技术和资金。

　　1999年，年仅25岁的段伟从浙江大学光电技术专业毕业，和数千万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来到深圳奋斗。

　　“说实话，那时去北京是我的首选，因为我是河北人，北京离家近。当时，也有一所研究所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但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太喜欢朝九晚五体制内的生活。”怀着一颗“不走寻常路的心”，段伟最终选择了从未去过的深圳，“就觉得深圳充满了未知性，想象的空间更大，加上我有很多高中、大学的同学都在深圳。”

　　段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时的特区发展集团，“公司还帮忙在深圳落了户。”

　　据了解，从 1982 年开始，深圳特区内、外被铁丝网隔开，并设有关卡，被称为“二线关”（区别于香港和深圳的关卡“一线关”），到关内就需要边防证。关内关外一市两法，其内外市民的待遇、物价、生活水平、房价都截然不同。直到2018年1月15日，国务院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深圳“二线关”终于彻底成为历史。

　　“当时，公司的销售部在关内，但工厂在关外。我们这些新人都需要去工厂实习一段时间。”段伟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拿身份证进出关的人还是少数，会不由自主地有一种优越感。”

　　尽管初来深圳，段伟工资不高，需要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农民房”，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且治安环境比较差”，但段伟在深圳一呆就是19年，在这里完成了各项人生大事。

　　“这里的机会要比其他一线城市来得多。前一天，一个人可能连房租都交不起，但后一天他就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机会，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这样的例子在深圳很多。”虽然之后，段伟跳过几次槽，也去西安工作过一年，但他坦言，还是最喜欢深圳，“其次，这里办事的效率更高，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环境也相对公开透明和公正公平，不会让人遇事就想托关系。当然，因为都是远离家乡的年轻人，在婚恋方面也没有那么现实，更自由一些。”

　　但段伟最看重的是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在包容与大气的城市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感召下，全国各路人才“孔雀东南飞”，争相涌入这片热土。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结构的年轻化给深圳带来了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潜力和创造力。

　　据《2018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显示，深圳已连续三年成为“最年轻的一线城市”。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2.5岁，其中13.4%为0至14岁的儿童，另外约76%为15至44岁的青壮年，这两个比例在一线城市中均名列首位。同时，深圳在吸引人口方面同样领先全国，城市常住人口大幅增加62万人，远高于其他所有城市。

　　远赴深圳创业的哈尔滨人胡家祺有着深切的体验。2016年1月，大学毕业不久的胡家祺仅凭借本科毕业证，什么关系也没托，就轻松落户深圳。“除了户口，我拿到了6000元落户补贴。”胡家祺说，他的创业项目还得到了政府无偿提供的10万元创业扶持金。

　　无数个像胡家祺一样的微小的创新细胞，就这样构成了创新之都的骨骼与躯干，他们中的一些个体有一天可能长成又一个腾讯或者华为……

　　而对于更高层次创新人才，深圳更是从制度层面为其提供全面保障。深圳出台的《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提出，杰出人才可选择600万元的奖励补贴，也可选择面积200平方米左右免租10年的住房；选择免租住房的，在深圳市全职工作满10年且贡献突出并取得本市户籍的，可无偿获赠所租住房或给予1000万元购房补贴……政府的制度保障打通了高房价给城市造成的人才壁垒，让顶尖创新人才留在深圳。这也成为构筑精英创新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深圳速度

　　1979年，深圳建市时gdp不足2亿，而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已经高达2.2万亿元，猛增了1.1万倍。今天的深圳，经济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第三，在增速方面维持一线城市中的最高水平。

　　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2017年深圳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位居全国十强之首。

　　“有预言说，深圳的经济总量未来会超过上海，我觉得是绝对有可能的。”虽然这些年有很多文章在唱衰深圳，“抛弃论”也时有耳闻，但段伟对深圳仍是信心十足，“年轻与活力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加上公开透明的竞争，是企业求之不得的，放眼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比深圳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因此深圳的民营企业占到97%，民营企业也是最具活力的。”

　　前两年，段伟自己开了公司，但他把工厂建到了湖北荆州，“如今的深圳已经不适合传统制造业了，是它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调整，更适合高科技的创新产业。”

　　事实上，通过产业不断跃升，曾处危机中的深圳找到了一条革新自强、再创辉煌的道路：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造，从制造业最低端的“三来一补”出发，深圳经济走过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代工制造过程，终于踏入了位于价值链顶端的产品设计、技术研发领域。

　　倪鹏飞这样总结：“开放政策给深圳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内地的改革为深圳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条件。”

　　然而，随着改革制度的推广，中国的内陆城市也开始享受到政策红利，深圳特区在制度层面上的优势就减弱了。“但是，基于前期的优势，所形成发展积累的资本，又继续引领城市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创新层面。如果说前期是制度创新，那么在后期深圳进行的是科技创新。”倪鹏飞用“跨越发展，持久发展”来概括深圳发展的契机，“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奠定了从农业化小镇变成工业化城市中心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深圳继续对于科技创新运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深圳产业结构已呈现出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三个为主”的鲜明特征。如今，深圳梯次型现代产业体系初显成效，创新型经济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深圳知识产权局统计显示，2017年，深圳国内专利申请量为177103件，同比增长21.89%；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0457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43.07%，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位居首位。全国企业专利申请量前10名中，有8个来自深圳，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3850件，居全国第一。南山区2017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1万件，占全国四分之一，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339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

　　此外，营商环境既是竞争力又是生产力。今年2月份，深圳印发《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推出了20项改革措施126个政策点，努力营造服务效率高、管理规范、市场具有活力的一流营商环境。

　　“深圳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是融入世界经济又服务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曾这样说道，深圳过去因开放而兴，未来更会因开放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