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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11-15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王泠一(上海,学者)
 
  我生于1967年的上海,接受基础教育阶段的绝大部分课余时光,是在岳阳路320号的科学家大院度过的;这是因为我父亲王志华在那里工作,当年的门牌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理所”)。院子很大、草木葳葳、大楼威严,是拍电影的好地方;上影厂著名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就在那里完成拍摄,我常去的生理所主楼在影片中成了“保密局”,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很有自豪感。同在岳阳路上一个很近的地方,也有一个大院;父亲、他的同事和老师常去那里看戏。我对看戏并不感兴趣,只觉得那个大院里的人老是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说话的声音还特别洪亮。科学家们的工作不分昼夜,现在想来看戏应是他们当时唯一的放松调节心身的手段吧。他们看戏时,我就帮其照看试验动物。
  父亲的老师生理所所长冯德培是个大科学家。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他麾下有当时具有国际科研水平的中国科学家400余人。因此,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生物学部主任。因为我照看试验动物、每过半小时就要做好相关观察记录,而他们看戏往往要两个小时,于是冯老先生就经常奖励我,主要是满足我能够提出的愿望。如我想见见《保密局的枪声》里的男女主角演员,他居然就帮我安排去拜见陈少泽和向梅两位老师。他还查看我的作文,发现我基本上写的都是“动物的观察”,他觉得我应该同时多多了解植物,就让我去上海植物园拜访一个叫邬志星的园艺工程师。
  1984年,冯老年事已高改任名誉所长,他居然又把继任的所长杨雄里院士介绍给我,说是有啥问题随时可以去请教。杨院士英语极好,几乎没有他不能翻译的。那年我高二,改革已经从农村包围城市;国库券、亚洲“四小龙”、人民币利率、外汇储备、外汇兑换券……如何翻译成英文?我的高中英语老师也不知道,他的教研组里也是个个茫然。我就从课堂上拿了张“药方单子”,课后直奔杨雄里院士办公室。他停下手中的活,只用了十来分钟就全部解决问题了。
  因为有冯老和杨院士做靠山,我和同学们从他们那里不仅仅是学英语,还知道了口口相传的钱学森、苏步青等其他大科学家的爱国风范故事,这些风范也就是如今强调的“民族观、国家观”。换言之,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1985年高考,因为近视和小学时药物导致的听力受损原因,我只能报考文科,最后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了。父亲和杨雄里院士都觉得我没能去复旦生物系很遗憾,但冯老却乐呵呵地说,文科也大有作为。岳阳路的尽头是普希金铜像。我从小就喜欢普希金的诗。冯老就送了我一本他早年收臧的普希金诗集作为贺礼,还说俄罗斯文学也是世界文化的宝库,不能只了解西方文学。冯老还嘱托我在复旦历史系好好深造,以后有条件了把岳阳路附近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给他讲讲清楚。这应该是他的“历史观、文化观”,也就是去复旦报到前夕,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徐汇区,社区叫天平街道。我就此告别了小动物和显微镜。
幼时,我在岳阳路度过了十二年的时光。再回徐汇再回天平,则是2005年。冯老已经走了十年,普希金铜像还在熠熠生辉。此时,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我代表上海社科院领衔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以衡复区域为代表的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策略研究。衡,为衡山路;复,为复兴路;主要区域就是天平社区范畴,包括了我儿时流连忘返的岳阳路。于是,常去天平社区调研。很快就发现天平街道区域除了科学家,人文资源还特别丰富多彩。天平街道经常举行居民喜闻乐见的人文活动,我居然时隔二十年又遇到了陈少泽和邬志星。他俩都退休了,街道在社区文化中心分别为他们成立了工作室;自然分别引领朗诵和家庭绿化,只是他们记不得我小时候的模样了。再后来,我就积极促成了天平德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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