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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恩格伦:向世界展示真相-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日期:2018-08-22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美丽与哀愁》这本书试图带领我们从现在窥视过去,从此岸抵彼岸,自历史的虫洞跃入,开启了一场异常大又异常小的文学旅行。
作者|孔冰欣

8月18日,皮特·恩格伦《美丽与哀愁:第—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新书分享会在沪举行。
  恩格伦(peter englund)曾经是记者、作家和历史学者,2002年,他入选为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瑞典学院院士,2009年至2015年担任瑞典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常任秘书,莫言的那张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上就有他的签名。

  这一次,恩格伦来到上海参加上海书展,带来的,是他的作品《美丽与哀愁》的全新中译本,深受崔永元事件困扰而久未露面的刘震云从北京赶来担任对谈嘉宾,可见恩格伦的江湖影响力。


  关于一战的文艺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而一般的写法,是从宏观的角度,先徐徐铺开一张庞大的作战地图。可是,这一回,恩格伦将全部目光投向那些被遮蔽的小人物——他选择了23个来自不同阶级、国家、阵营的普通人作为主角,借由他们的生命史,试图还原战争更本真的面貌。《美丽与哀愁》无心再现一战时“王公贵族怎么吵架”,偏着眼于细节,着眼于拆掉敌我界限的微渺个体。
  《美丽与哀愁》这本书试图带领我们从现在窥视过去,从此岸抵彼岸,自历史的虫洞跃入,开启了一场异常大又异常小的文学旅行。
  恩格伦说,历史不能关注所有琐屑的小事件,历史包括收集与遗忘。传统的历史叙事,无非由“开头、发展、结局”三段式组成;但一名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拔除掉杂冗的、无关的东西,留下真实的好故事。《美丽与哀愁》里有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小人物,大历史。

  对谈嘉宾刘震云问他,既然作者认识到,关于一战,官方的通报是不真实的,当时媒体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哪怕士兵的书信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得过检查,真话难写;唯一真实的,也许便是日记了。那么,这23个“被选中的人”,凭什么脱颖而出?对此,恩格伦回应,历史写作是艰难的,你的技巧、你的手法在于,如何发现(最合适)的材料。99%的人,或许都没留下痕迹,而剩下的那1%,也不能完全信真。这就好比将木桶沉入大海,被打起的那桶水,就是历史。智者则需要判断,可否通过那桶水,了解到那片广袤的大海;与此同时,又必须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审慎结论。


  “在写作时,我将不同的素材来源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表层的(一些表达),其二是日记、书信等(更深一层的)。在欧洲,一战刚打响时,人们尚且相信(官方所宣扬的)战争的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迷惘——纵然表面上没有显现,可他们的心灵深处,的确失落着,质疑着。所以,选择合适的材料是至关重要的,我搜集了丰富多样的素材——里面有地域不同的人,内心感受不同的人。我看了《温故一九四二》,以一个学院派的眼光,我想说,刘震云也掌握了如何寻找合适材料进行历史写作的方法。刘先生不妨考虑下,去大学当当历史教授?”恩格伦笑道。
  《美丽与哀愁》的23个主角,足迹可谓遍布欧洲;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学漫游,令作者唏嘘不已:“我认为,一战(的影响)比二战更重要。这场战争可被视为欧洲的内战,却被非欧洲的力量操控着,并使欧洲失去了权力中心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战争的遗迹,战争的线索。这23个人逗留的地方,我虽无法一一亲身拜访,但也去过意大利、波兰、俄罗斯等国。有些曾经的战场,当年战况仍可想见;有些地方,则物是人非,难辨旧往了。”

不是结局的结局,战端易启,战事难平

  那些旅行,那些曾经的战场上的旅行,终身难忘。

  战争的味道,就是尸体腐烂的味道;人死后嘴里嗡嗡的怪声,原来是苍蝇“作祟”;在巴黎,梅毒脓液与肺结核病人的痰售价高昂——只因如士兵“不慎染病”,便可及早从战场上“抽身而退”……恩格伦笔下的细节,令刘震云和读者们叹服。作者解释,“我参阅了大量的私人日记、回忆录,以及军队里的资料——军队资料里记录了很多关于士兵表现的细节,这部分应该不是(也没必要是)谎言。”


  恩格伦坦言,“我在挖掘材料的时候,常因各式各样的消息大感惊奇。”而事实上,一战带给欧洲的,倒也并非全是“哀愁”,全是坏事——“至少,很多药物就是当时被研究出来的。”
  对谈嘉宾,作家、翻译家、出版人万之补充,恩格伦为中文简体版专门作了序,还为中文版特别收录了作家卡夫卡、穆齐尔(robert musil)的战时经历,以及发生在青岛的战事。
  谈及“从青岛出发的德国军舰”一节,恩格伦用寥寥数语,直指战争的残酷性:“司汤达宣称,不存在独创性或真实性,除了在细节中。书里,我写了有头脑、有勇气的德国军人,写了这艘载有三个中国洗衣女工和一只怀孕母猫的德国军舰,最终被澳大利亚方面击沉。女工和猫咪的遭遇?死亡前的细节已不可考,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归宿——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是杀死无辜的人。”接着,他话锋又一转,“之所以加入卡夫卡、穆齐尔,是因为他们都是极好的例子。战争不仅仅关乎一场场战役,更关乎生活。卡夫卡身处这段历史,但其实不想参与进去,他的视线远离战争。穆齐尔呢,明面上,他有为官方鼓吹;可他心里真的相信战争吗?不尽然。人物有两面性,变成了两张脸。”
  恩格伦觉得真实的战争不在关于战争的历史和教科书里,而在亲历过、目睹过战争的小人物的记忆里。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可以知道硝烟刺鼻的气味、耳膜被炮弹震破的宁静、看到敌人被自己射中的感受、看到战友死去的感受以及许多单凭想像无法得到的细节。这一切,是奠定战争文学大厦的基础。皮特·恩格伦的《美丽与哀愁》就是关于那次战争中的个体记忆集合,也是在战争这个特殊环境里人性的复杂呈现。”莫言如是评价说。
  “我写了不是结局的结局。战端易启,战事难平。一般看这类作品,读者希望掩卷之余,长长地松口气:啊,终于结束了,战争。但我让希特勒‘上场’了——没有一战,就不会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二战,甚至连冷战也不会发生。遗憾,历史没有如果;遗憾,我们心知肚明,战争远未终结。”恩格伦说。

  《新民周刊》:你去过很多国家报道当地的战争,能否谈谈你当战地记者时的经历?


  恩格伦:我给瑞典电视台做过战地记者,也做过瑞典《快报》、《每日新闻报》的战地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亲历了四场战争,分别是: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我的妻子考虑到这份工作太危险,后来禁止我继续当战地记者:“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爸爸。”我自己呢,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成为半死不活的残废。某次,我跟随美国巡逻队在巡逻地带(埋有许多地雷)巡逻时,他们告诉我,万一碰上个大的地雷,别慌,反正一下就玩完了,你都没感觉的。这种我还真不慌,慌的恰是重伤——在战地负伤可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身上稍微带点儿灰,胳膊打个石膏——不是的,是肢体被炸断,脸被炸飞。在《美丽与哀愁》的美国版中,我描写了一位不幸的美国士兵,被困在装甲车下活活烧死。诸如此类的、慢性的恐怖煎熬,比瞬间被炸死,更让我害怕。不过,作为一个战地记者,能在现场如实报道真实战况,也是职责所在。
  数次,我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波黑战争的时候,我就差点被炸死。你看我这会儿脖子上戴的这串手工项链,其上饰品即为手雷爆炸后残留的一小块碎片。爆炸的那刻,卧倒在一旁的人互相还在说话呢。此外,那次惊魂记,也损伤了我的听力。
  《新民周刊》:你做战地记者时经历的战争,与书里描写的一战战情,有何异同?
   恩格伦:身处局部之实地,反而不方便了解全貌,这里面似乎有个悖论。就像中国人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我意识到,要想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许需要保持距离。记得基辛格博士曾询问周恩来总理:“法国革命的影响是什么?”周恩来回答,现在说还太早——这表明了中国人一种“从长远出发看事物”的观点。历史,可能终是留待后人评说的,可能要等上100年——当然,这并不代表,在当时、在当地的情况就不需要跟进了。我们都是记者,因此,去做纪实报道,对我们记者而言,亦是应当的。
  《新民周刊》:《美丽与哀愁》,战争的“哀愁”我们有目共睹,那你书名中的“美丽”,可有特指?
  恩格伦:美丽,我指的是战争的“吸引力”,人们起初愿意投身战事,正是因为被这种吸引力,这种“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的想法黏连住了。然而,这种美丽,有时是极具欺骗性的、错误的美。故此,书名中的“美丽”,存在着一定的反讽意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如此,我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服过兵役,曾是不折不扣的战士。每个民族都该有自卫能力,倘若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那人们不当反对。战争与战争是不同的,譬如一战和二战,性质完全不同,二战涉及反抗压迫、反抗种族灭绝,正义之师力克邪恶,我是拥护的。
  《新民周刊》你如何权衡历史真相与文艺创作的比重?
  恩格伦:历史学家与小说家,非虚构与虚构之间;我会选择历史,选择真实,让我权衡的话,历史更重于文学。其次,我自然也要注意美的文学,在好的文艺创作手法里汲取写作的营养。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在于怎么去写。即你的重点,是如何反映事实的本相,所有细节是为真相服务的。如果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知识的)黑洞,文学家可以通过想象跳跃过去;而历史家在(知识的)黑洞前必须“站住”——他们不可以编造。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指出的,私人日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比官方报道、公开的书信往来真实性更高一些;但是,一切日记一定忠实呈现了历史的原貌吗?“美丽的欺骗”是否总是存在?
  恩格伦:通常,小人物的日记还是较为可信的;越是大人物的日记,越会“骗人”。大人物们写日记,往往容易为自己找理由,从而解脱责任,或是赢得声誉。我感到,像这样的日记,价值不高。大人物的日记,总想着彰显伟大,青史留名,而真相实则湮没不详。
我们都是记者,所以我们也都知晓,必须对信源进行严格筛选,毕竟,不是所有历史目击者的“证词”都是可信的。而记者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处理材料,留给记者的时间可没那么充裕,所以务必小心。可无论如何,两者的工作性质又有着一样的基础:向世界展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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