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扫黑：中国足球刮骨疗毒-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阅读提示：中国足球的诸多沉疴旧病，根子不在于表面上的赌球、黑哨等，而在于一种法治缺失下的“伪市场化”改革。
作者｜刘朝晖
2010年1月15日，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工作日。这天下午临近下班时，中国足协综合部办公室突然接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秘书处的电话，要求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和杨一民等相关人员于当晚8点半到总局开会。当南勇和杨一民一起准时到了总局会议室，才发现中了“埋伏”，迎接他们的是总局领导和来自辽宁公安机关的干警。也许在那一刻，他们的心里都明确了一件事情——自己完了。当晚，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也在和夫人遛狗时，被警察带走。带走这三名足协大员的警察，均来自后来令中国足坛闻之色变的著名的“825专案组”。
当时也许还很少有人意识到，一场席卷中国足坛的反腐扫黑风暴就此刮起。这个组建于2009年8月25日的专案组，揭开了中国足球的重重黑幕，也让这个日子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足坛大案震惊全国
公安部自1999年就开始酝酿打击中国足球界的赌球行业。2001年，中国足球甲b联赛爆发五鼠案，事件震惊全国，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亦表态要求公安部和体育总局对事件严查，虽然惩罚了多个球队，但并未深度调查赌球集团。在此后的数年中，公安部亦连续打掉多个赌球集团，但并未产生大范围的效果。
2002年，国际级足球裁判员龚建平因涉嫌商业贿赂被警方带走调查，并于2003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次年因白血病去世。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受贿、假球、黑哨而被判刑入狱的裁判。当时就有人说，足球反腐扫黑，只有龚建平被抓，“实在冤”，因为背后的“大角色”安然无恙。但中国有句老话：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现在看来，龚建平案无疑成为了日后足球反腐高潮的“引子”。
龚建平死后第三年，当时的辽宁足球俱乐部梯队组成的辽宁广源队在应邀参加新加坡职业联赛期间，发生了球队职员、球员涉嫌赌球和打假球的丑闻，最终数名球员被判刑，而球队总经理兼领队王鑫则逃回国内。2008年底，新加坡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送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王鑫。公安部部署辽宁省公安机关协助调查此案，并在4月份将王鑫抓获。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王鑫不但涉嫌在新加坡操纵球队打假球，在国内也有相似的举动。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指派辽宁省公安厅负责成立“825专案组”，在全国大范围调查足球界相关人士。至此，中国足坛反腐扫黑风暴拉开序幕。当“825专案组”成立的时候，或许连参与其中的公安干警们都不曾料到，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会有那么多在中国足坛声名显赫的人物先后落网，成为坐在专案组干警对面的犯罪嫌疑人。
成立仅仅一个月后，专案组就第一次来到足协进行调查。而当专案组第三次来时，就带走了南勇、杨一民和张建强，在此之前，足协官员范广鸣已经在武汉被直接带走，成为第一涉案足协官员。2010年1月27日，公安部证实中国足协“三巨头”已被“825专案组”带走“接受调查”， 这一爆炸性消息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关注和极大震惊，不少人以为足坛反赌打黑会像以往那样抓几只“小鱼小虾”走过场，想不到这一次，风暴声喧浪急，真正的“大鱼”开始上钩了这是一次真正触及上层的反腐行动。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涉嫌赌球、假球的俱乐部官员、球员、裁判相继浮出水面，中超公司老总吕锋、名哨陆俊、黄俊杰、周伟新陆续被警方带走。到2010年10月，前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前国足领队蔚少辉及前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等也落入法网。
2012年6月13日，辽宁丹东、铁岭、鞍山、沈阳四地中级法院对最后一批涉案人员进行一审判决，标志着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球腐败案调查与审理告一段落。其中，谢亚龙、南勇、蔚少辉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而申思、祁宏、江津、李明等4名前“国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不等刑罚，并均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而在此前的第一批庭审宣判中，已有48名犯罪嫌疑人被宣判。
足球改革仍需啃硬骨头
中国足坛的这场“刮骨疗毒大手术”历时3年多，有网友感叹说，中国足球用几个10年的刑期，安葬了过去的十几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肆虐足坛的赌球等丑陋现象，其实只是中国足球体制铁幕下的“冰山一角”。而造成中国足坛今日之困境，决非部分官员和球员丧失了体育道德和法治意识这么简单。中国足球的诸多沉疴旧病，根子不在于表面上的赌球、黑哨等，而在于一种法治缺失下的“伪市场化”改革。有足球媒体指出，一种欲放手而又不能的半截子市场化，一种缺乏法治保障和监督的体制环境，都让权力寄生其间，一旦司法无暇顾及就势必滋生祸端。一批职业球员、职业教练、职业裁判、职业经理、职业官员在职业化联赛的制度下，操纵比赛、操纵俱乐部或国家各级队伍运作，在赌球、虚假比赛、引进球员教练等幕后环节，获得大量非法收益。而中国足坛假丑黑的渊薮，作为行政和商业运营一肩挑的中国足协，难逃其责。
中国足坛打黑反赌风潮，用一种决绝到极点的姿势，展示了高层对改变中国足球的决心和态度。在大刀阔斧地检出“假、腐、毒”后，中国足球也在悄然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之后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组长。这一轮足球改革始于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建设体育强国，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改革方案50条的出台，指出足球现状的同时，也给足球改革提供了具体的方向，如体制上的管办分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主抓青少年足球培训等。配合各部委出台的细化方案，中国足球在这几年中确实在基础层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有圈内人士直言，“在我看来，中国足球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随着这股‘反赌扫黑风暴’就能一蹴而就。”
中超之父郎效农多年前曾说：“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很多足球圈人士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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