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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 生死之外,人生都是小事-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日期:2020-04-0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我会觉得往积极方面考虑,是更好的心态。让自己心情愉悦,事情一定要坏掉,那也没什么办法。我有时候心想,人最后终有一死,我积极的活着,然后从容赴死好了,在这之前快乐的生活吧。

特约记者|张英


  整个春节,毕淑敏都是在北京南城的家里度过的。

  其间她一直在写长篇小说,所以连央视春晚都没看完,就早早睡了。一是保持好的身体状态,好积攒精力用在创作上;二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保持对病毒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我在采访毕淑敏的几个小时里,她家里的门铃不断响起,不同的快递员送来了蔬菜瓜果,和她在网上购买的各种日用生活品。平时的日常生活外出,都尽量减免,以节省出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上。

  70多岁了,毕淑敏觉得,时间对自己最宝贵。疫情时期,她没出过门。大部分时间,她都憋在家里,偶尔以医生和作家的身份,接受少量媒体采访。

  2003年,北京“非典”出现,在那场席卷全国的疫情中,有医学和写作双重背景的毕淑敏,被中国作协点名邀请,和何建明、王宏甲等作家组成采访团,深入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医院等抗击“非典”前线,采访了许多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甚至火葬场的工人;走访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等专业医学科研机构,还到北京市委、国家气象局、外交部采访。

  最后,毕淑敏花了八年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花冠病毒》,2012年图书出版。这个长篇小说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突发瘟疫,一种名为“花冠病毒”的新型病毒的暴发,让整个城市运转停滞,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成为抗毒一线的采访组成员。在抗疫小组内,罗纬芝深入了解了普通人面对恐慌和毁灭时的心理困境。无意中,罗身染瘟疫,命悬一线,却又不可思议地获救,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事件发展不断失控,官方急救药物却迟迟研发不出,然后城市封锁、民众出逃、抢购成风……人类对病毒的挑战进行了英勇的反击与抗争,人该如何构建内在的心理能量,战胜强大的对手?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随着春节的来临,人口多流动,感染迅速从武汉蔓延到全国。敏感的记者们想起了《花冠病毒》。这本书里出现的封城隔离疫情、市民超市抢购蔬菜水果和生活用品的描写,和今天的现实生活,出现了惊人的“重复”。

  有记者觉得这是作家的伟大,称毕淑敏是预言家。她的回答是,小说中有她对2003年北京“非典”时期的生活场景观察,但小说故事里的大部分内容,则是出自想象和虚构。

  “写《花冠病毒》,就是害怕瘟疫的再次袭来。上一次已经很明确地锁定了野生动物是病毒的宿主,sars以后,北京不让买卖野生动物,市内取缔宰杀活禽,一直坚持到现在。广州应该也好了一些,起码果子狸不吃了吧。但是武汉和其它有些地方的人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继续吃野生动物,重蹈覆辙,多么愚昧和危险!

  毕竟做过内科医生、心理医生,凭着职业出身的敏感,毕淑敏很关注疫情的发展。“以我当专业医生的经验判断,这种新型的传染病毒,现在还没有特效药能够彻底治愈,医药开发需要一个过程。我经历过非典,这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毒,不能寄希望于速战速决,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和很多作家的经历不同,毕淑敏是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作家。她是内科医生,北京作协副主席,也是国家执业的注册心理咨询师。1969年,她16岁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军医等,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毕淑敏开始文学写作,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她的文学写作,大气厚重,关注时代和现实社会,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作品产生强烈社会影响,作品具有浓重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作家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的出现:“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鲜与健康的因子。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毕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静乃至循规蹈矩,难能可贵。她写了像《昆仑殇》这样严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

  1998年,毕淑敏攻读了北师大心理学博士课程,成为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经验丰富的她开始直接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线病人,还继续通过一系列心理学病理案例非虚构写作,公开出版物和演讲,治病救人。

  在开设诊所几年后,她关闭了自己的诊所,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回到家里继续写小说,出版了一系列以心理医生为背景,以心理学知识治病救人的小说作品。

  在我眼里,她是一位温暖有爱的作家、悲天悯人的医生,秉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以笔为旗,身体力行,用文学、医学,治病救人,在夜晚黑暗里,用爱与希望点亮了生命的灯。


为什么读心理学博士



  张英:你为什么对心理学感兴趣?

  毕淑敏:我首先是对人特别有兴趣。很多人的职业选择,都与兴趣、爱好有关,比如对大自然有兴趣,或者是对历史、科学某一方面有兴趣,最后就成为了职业选择。

  我对活生生的人特别感兴趣。这可能跟我以前当医生的经历有关,我学了人的生理解剖,也在临床看过很多的死亡。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患病,也有很多健康的人。人在生理的结构上,是大同小异的。在这个看起来相同的躯壳里面,为什么有如此不一样的灵魂?他们的行动,为什么千变万化?

  很多人以为,我从医学到写作,是一个很大的跨度,然后再去研究心理学,又出现很大的跨度。从我个人来讲,我的研究对象都是人。毫无疑问,医生的研究是人,文学也被称为“人学”。作家里头,可能有人写动物、有人写植物,不管你写什么,你都是从人的感受出发,从人的角度去体验、观看这个世界的。

  心理学,这门科学,简言之就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和你做的是什么?这是心理学最简单的定义。我觉得很有意思。文学中,我知道很多作者把握世界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基点,是他自己的眼光。我希望在自己的眼光以外,还有更科学的眼光,这两者结合起来。

  张英:你学习心理学的机缘是什么呢?

  毕淑敏:我之前听过一些心理学的课,没遇到特别好的老师。某次朋友告诉我说,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孟平教授,将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带两年的硕士研究生,朋友说老师的学问很好。我就去交完学费,自费。

  我跟家里人打招呼,说这个学,很可能我上着上着就不上了,学费就算白交了。我先生说,你既然愿意去学,不用考虑学费的事情。若你学得没意思,也可以不去。

  我就这样读了心理学硕士。我们班上,有已经是心理系博士毕业了,也来学习。我不是为了择业,也不为了去著书,也不为了在学科打一番天地,只是因为好奇。

  张英:47岁重新回校园上学当学生,感受如何?

  毕淑敏:刚开始有点狼狈。因为是心理学的硕士学位班,人家都有基础,都是学过心理学的。

  刚开始的前几堂课,听得莫名奇妙,不明就里。老师讲到心理学特定词汇,完全不知是什么意思。只能当时记下来,晚上回来再查书。这样不停努力,学到后来,慢慢可以钻进去了。

  隔了一段时间,林老师有一天跟我说,毕淑敏,你知不知道已经有同学嫉妒你?我说我基础那么差,年纪大,又没有心理学本科基础,也没什么实践的经验,有理由成为您最差的学生。他们为何嫉妒我?

  老师说,同学们议论你比较神奇,怎么可以这么快入门?

  老师对他们说,毕淑敏以前做生理上的医生,后来又是文学家,这些都是以研究人为对象的。她来学心理学,在迅速把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补上后,就从一个高起点上前进了,将心理学的知识融汇贯通。

  举个例子。老师放一段真实的案例录音。某女生妈妈过世了,女生非常难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倾诉哀伤。心理医生对她有一些疏导,结果无效。该女生情绪非常激烈,难以平静。老师此刻按下暂停键,问大家从对话里听到了什么?有同学说,听到悲痛,母亲去世了。有同学从她的哭泣里,说听到她最后没有见母亲一面产生的极度惋惜。还有的同学说因为对母亲感恩之心,却永远不会有机会倾诉,强烈哀伤加上自责。

  老师问:还听到了什么?为什么心理咨询师感受到了来访者的上述情绪之后,表达同感,但没有收到效果?大家都沉默。我终于鼓起勇气举手说,我在以上录音中,听到了愤怒和仇恨。有一些母女,其实是冤家,之间有很多未解心结。母亲去世后,她再也不可能当面解开心结,哭泣内包含着怨恨,无以疏解。老师接着收起暂停键,继续放录音,结尾处,那个女生说:我跟我妈一直有仇。这个仇我再也不能报了,甚至连宽恕也不可能了。这样的心结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心理医生就要对症下药,帮助女生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例子出现多了,同学们就对我有了好感,后来还选我当了班长。

  总之,当我掌握了心理学最初的知识点后,加上我对人生的了解,当医生的经历,就会学得稍微好一些。


心理医生遇到的问题


  张英:心理学学完之后,你去开心理学门诊了。

  毕淑敏:心理学对我自己的帮助比较大,让我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学习心理学以后,我会知道,我为什么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对生命那样关注?我为什么会对人有兴趣?我注意力的焦点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去环球旅行?等等。

  我现在已经比较清楚,我的人生要的是什么。

  我希望对别人也有这样的帮助。决定面向普通群众,开个心理诊所。加上我曾是医生,有生理、病理学的知识。我就去开了这个诊所。

  张英:这个心理学诊所开了多久?效果如何?

  毕淑敏: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中国普通百姓对于心理医生的接受程度还比较低的,没有现在这么普及。

  朋友们给我出主意呢,挂靠一个大学,或挂靠一个医院,或干脆做一个ngo,或者慈善机构等,有助于背靠大树,借用资源。我还是以个人名义开办了诊所,直接面向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注册了“北京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

  诊所开办了前后三年,来的人实在太多了,车水马龙。我面临了新问题:来访者太多,排队太久,我根本来不及看那么多号。

  我自此知道了心理学的宝贵和重要。对于此刻的中国人民来说,急需心理帮助。我一个人势单力孤。心理医生看一个来访者,谈话50分钟,中间10分钟。并不是休息,要做记录。

  林老师训练我,不可以到外面迎接来访者。你只能安坐在座位上,然后站起来,面带轻轻的微笑,静等着来访者走过来。这个见面的第一个回合,有它的象征意义。是他的主动求助,他必须要为这个举措负起责任来。当他一走进诊室时,双方的精神对决就开启了。说实话,我用了很长时间,来适应这个要求。把握住不迎过去,不主动迎接来访者。

  每一次迎接来访者的感觉是:诊室门开了,来访者带着一团未知走进来。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来,有什么要来,等等。但我知道,我将陪伴他走过他人生的困难时期,有时甚至是某种危险过程。

  通常和来访者谈话时,为了缓解他的压力,是不当面记录的,只能开动脑筋记下来,有时写下很简短的几个字,主要靠事后回忆。来访者走后,因为他以后还要来,要言简意赅地记录下来。有时顾不上喝水,下一位来访者就到了。一天工作下来,最多看八个来访者。一周才能看多少人呢?40多人。

  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一对夫妇,从春天树还没长叶子就预约我的号,到了秋天树叶都落了,还没有轮到他们。他们要求做婚姻辅导。以为感情破裂了,听人说毕淑敏心理门诊很好,就去排队等我的号。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做心理医生,不能加班加点,因为心理医生的负荷是有限的。大脑累了,就会迟钝,反应不过来。这个工作也没办法生产线流水化,不能批量处理问题。那我就想,还是写有关心理学的书吧。一本书至少能印一万册吧?读的人就算有人买了不读,读的也有几千人吧?这几乎相当于我当心理医生一辈子的工作量了。

  张英:来访者很多,问题很严重。

  毕淑敏:我觉得生理上的疾病预防为主,心理上的疾病也应以预防为主,提高我们心理健康的水平,让我们内心变得更稳定、更坚强,会有更多的沟通方式,包括学会处理困境,都是未雨绸缪。而不是一下子陷入抑郁、躁狂,并将负能量放散到他人和社会上。

  我相信绝大多数来访者,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可以找到妥贴的解决办法的。就像我们生理上有了病,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看病、吃药、打针把病治好。真正讳疾忌医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做了心理医生后,我明白世界如此多姿,如此多视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逻辑,他的出发点带着他内心烙印的世界观。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很敬佩那些前来做心理咨询的人。他在生命中特别困难的时刻,愿意信任我,和他一道探讨怎么走出困境,而不是选择沉沦下去或者听天由命。来访者有一种自我改变的决心。

  我很愿意投身到助人的过程中,陪伴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有时会很大。当一个人不再觉得孤独和恐惧时,自己便会找到方向和出口。

  通过三年门诊,我帮到了很多人。我还愿意通过写作,继续来做助人的事情。最后我就关闭诊所,专心写作去了。

  张英:我听一个心理医生说,毕淑敏开诊所开到后来不想开了,原因是你的价格比较高,都是有一批有钱的人把你的号就占住了。

  毕淑敏:我的诊所是几个同学一起出资合办的,他们给我定的挂牌门诊价高。我当时说这不合适,不能这么高。但同学们说,请从工作大局着想,还有若干别的心理医生,如果你不定价高,其他医生的工作量就不饱和。若你定价100块,别人是50,那么分放着等你的会特别多,其他医生就少有工作量。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对小夫妻,高价也是愿意等我的号。人太多了,高价也挡不住。人到破釜沉舟的时候,其实不太在乎钱的区别。

  刚才说了,我若写书,书价那时大约30块钱,一本书的价格和一盒饭价钱差不多。如果有心人去读了我的书,内心触碰若有所思,也许问题基本可以解决。我收到过多个读者来信,说他们原本准备自杀的,读了我的书,决定再尝试一下活下去。这个尝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不再寻死了。


中国人的心理问题


  张英:现在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了,心理学诊所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了吗?

  毕淑敏:相比十几年前,心理医生数量多了一些。但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比在纽约,有十万开业的心理医生,中国离满足需求还差很多。

  林老师认为我跟她谈到过的那些我接触的案例的情况,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要严重。

  原因:第一,中国人口多基数大。第二,中国人看心理医生的习惯,才刚刚建立起来。人不到特别严重的问题,通常不会求助心理医生的。所以,但凡来求助的人,程度往往比较严重。

  第三,中国人看心理咨询的费用,基本上都是自费。除非你到医院去,挂个心理咨询科,才能走医保。而这样的医院,数目很少。除此之外,社保医保,一分钱不报销心理医生的费用。

  来访者里,有觉得活得没意思的要报复他人,有即刻要自杀的,还有的来访者声称自己要杀谁谁……

  张英:你那三年看门诊的经历,什么样的来访者问题最多?

  毕淑敏:门诊来访者提的最多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这是哲学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来访者的问题,不管表面上如何千变万化,最后的根源都落在这上面。比如他来的时候,可能和我讨论的是:我要不要换工作?我现在跟我领导的关系非常僵,同事关系也不好,但是这份工作钱比较多。我挣钱到底干什么呢?为什么钱多了,我也不快乐?问到最后毫无疑问地指向人生: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生活,人生才有意义?

  再比如很多中年夫妻,甚至老年夫妻,人生过了一大半,他们都觉得家庭冲突非常大,但我和他们讨论他们冲突的根结:最后会发现是世界观的冲突,价值观,观念的冲突,他们自己也清楚了原因,但问题是两个人都改不了,也不可能谁放弃自我妥协。凡是婚姻里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婚姻没有办法维持。

  中国话爱说劝和不劝离,我不遵从这条世俗约定。我有时候非常鲜明地告知这些夫妻:如果你们确认是世界观问题的话,依我的经验,双方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因为“三观”对大家来讲,都很坚定的。老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讲的就是观念相似,彼此认同,处理人情世故想法相同。如果争论、冲突的两方,有一方打算彻底放弃,那就不用离婚了。但问题是,人都有自我,你不放弃你坚持,那冲突就非常尖锐,没有办法维持家庭。

  很多案例,看起来是一些很外在的问题,一切千奇百怪的问题,最后我发现,核心里面就是关于人的那些本质问题。

  张英:听起来,你会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你的观点和结论?

  毕淑敏:不会。我可以加以一定的引导。但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直接把这个观点直接说给他们。或者说他们来的第一次,我就明白是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也可能一步一步去推进,到第十次的时候,我才可能试探着提出这样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

  我后来和林老师分析过:为什么我们的问题这么集中?探讨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变化太快了。西方是几百年里他们的价值观就没变过,一直如此。如果是一个很平缓的过程,也许可以慢慢适应。

  这有点像气侯极速变化。把人家的几百年的大发展历程,几十年走过来。举个例子,西方国家也有老公移情别恋,或者出现同居行为,然后老婆不干,最后算经济账离婚,实在不行上法庭,最后分手。但中国妻子会说,我把我最宝贵的贞操都给了他,我现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泼他硫酸。或者找老公的情人算账,大打出手,冲突很严重。

  心理医生通常是不做道德评判的。我只是说,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对你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方法,情绪上少波动、少伤害,去争取应得利益。

  张英:中国的心理学来访者的问题是中国特色。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毕淑敏:心理学有各种各样的流派。我所学习的林梦平教授,属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她的哲学基调非常明确。传授给我们的主旨是:要让来访者心理上精神上真正成长,不是就事论事。要引导来访者探索深层的原因:引发的实质是什么?

  比如一个人教育孩子,看起来是教育小孩子的问题,但实际上的问题是:你要把这个小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有人通常会觉得,孩子小不懂事,我是为了你好,你就应该听大人的。但大人要认识到,小孩子是一个与你不同的个体,你首先要尊重小孩子,也尊重小孩子的选择。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世界三大心理学流派里,很有生命力的一个流派。


最严重的是家庭教育问题


  张英:为教育孩子,父母观念不一,导致家庭问题,也是中国特色。

  毕淑敏: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问题。我觉得咱们先不急着谈孩子的问题,先应该培训家长。

  全世界的心理医生,其实都在医治由家庭造成的创伤。家庭中的成长问题,会在孩子们长大以后,以种种方式投射出来。有的人一生,也不会觉察到这个问题。人生中很多选择,都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在童年就被规定了。弗洛依德说,每一个人一生的脚本,在六岁以前已经全部写完。所有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父母焦虑成那样子,小朋友怎么能不焦虑呢?

  如果父母尊重孩子,关系对等,把孩子当朋友,给予信任,不是管教,而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和想法,再给予建议和引导,孩子内在的力量就会生长出来。你觉得没有做过什么,但是发现改变已然发生了。父母信任孩子、尊重孩子,孩子就觉得我获得了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和父母沟通。父母给孩子建议,决定权在孩子手里,这个就是父母莫大的信任,沟通和互动就会良好,见到效果。

  张英: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重要,父母其实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但很多父母,没有承担过这样的角色,也没有这个意识。

  毕淑敏: 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大体上都是如此,这一代孩子在剧烈的变化当中,他受家里面的影响太大了。

  比如说父母特别拜金,孩子不拜金是不可能的。父母如果特别自私,这个孩子也一定是自私的。你想成为一个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教育孩子,我建议从父母这里着手。

  这一代年轻人的父母,他们之前打破了阶层的固化,是靠教育得来的。教育是中国现在打破阶层固化唯一的管道。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你怎么可能成为精英阶层一员?如果早几十年,还有万元户靠单打独斗,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那样场景。

  张英:很多父母恨不得,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直接塞给孩子,或者直接让孩子按照自己规划的人生目标去活一辈子。

  毕淑敏:人生真正碰到所有问题,都能提前去演练吗?都靠预习解决吗?学习可以靠提前预备,跟没有预习的人相比,就在短时间内占据明显优势。人生的大题目,绝没有这样的机会。

  评价一个孩子,父母教育得成功不成功?要在更长的时间内做结论。有些电视剧、小说作品,一写到孩子最后上了北大,考了清华,进了哈佛、剑桥大学就算完了,像童话一样:王子和公主牵着手就结束了。这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后来呢?人生并不止于20岁,他还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那些才是最重要的阶段。

  人生最高的宗旨,是人生的幸福。这个是哲学上的问题。人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幸福。这是费尔巴哈说的。那么孩子怎么样才能幸福?要让孩子有察觉幸福的能力。

  那么,现在的孩子认为察觉幸福是什么?就是我考第一是幸福。一个班上的孩子40个、50个,第一总共是一个呗。你永远都第一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最后这些孩子崩溃起来,比别的孩子问题更严重。

  永远不要轻视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上次我碰到一个和马云一块上补习班考大学的人,同班补习。第二年她考进了大学。我说马云呢?她说马云没考上,继续呆在那个补习班补习。现在谁能轻视马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的教育传统是,学而优则仕。为什么?为了维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不走样。所以当官必须要背“四书五经”,处理问题要引经据典,有章可循。为了执行不走样,要背得滚瓜烂熟。记忆力只是人的才华当中,极少的一部分。现在记忆力这件事情,重要性在退位。你随便拿一个手机、一个电脑,记忆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


  张英:你写了几本关于幸福感的书,你认为,金钱不是灵丹妙药,让人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为什么?

  毕淑敏: 现代人首先会觉得,幸福要取决于一定的条件。我认为除了你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时候,那确实就不幸福。国外有研究,温饱一旦解决以后,人类的幸福感,就和金钱不那么紧密相连了。

  人类的幸福感,是一种灵魂的成就,和物质、金钱没太绝对的关系。可是现在人觉得,我要是有一辆宝马车我就幸福了,我要是升到了总经理,我就幸福了。太容易把幸福和一定的条件划等号。你能说一个下雪天送快递的人,他就一定不幸福吗?谁也不能这么讲。

  当你特别期望一个有形的东西,一旦得到它,很快就对这个东西习以为常,丧失获得的幸福感。中彩票的人,从此大手大脚花钱,弄到破产也大有人在。

  张英:所以第一个误区,认为幸福是有条件的,第二个,认为幸福和物质挂钩的。

  毕淑敏: 现在有一个说法,幸福好像有一定的遗传性。我个人觉得,幸福感本身是很模糊难以测定的东西,研究并非是定论。若父母双方都比较幸福,家里的氛围就比较好一些,所以孩子就会比较容易被爱和满足,容易得到父母正面肯定,心理的完善程度更周全一点。

  物质要求太高的人,欲望太多,需求太多的人,肯定不容易幸福的。我写过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我原来觉得幸福就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才叫幸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好像不足以道。但如果特别寒冷的时候,爱人把衣服脱下来搭你身上,那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不值多少钱,可是你会觉得很幸福。你特别饿的时候,有人给你一碗粥一碗面,热乎乎的,你会觉得那足够幸福了。

  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别觉得幸福都是百年不遇,可遇不可求的,好像多么金光闪闪的,如果你一点一点去觉察它,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里幸福多了很多。

  张英:人生的乐观态度和悲观态度,人的欲望高低,都与个人相关,结论也因此不同。

  毕淑敏:任何一个问题,有正面也必有反面,习惯于去看正面还是反面的话,是你看问题的角度决定。事情一定一分为二,你习惯了去看那些正面部分,对自己是正面激励。暂且还不说世上有没有心想事成这事情。

  如果你无法判断这件事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话,你去把它做正向的努力,一定比做负面努力的方面,胜算的概率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对这个世界的眼光还是从效果来看,乐观、积极的看待人生的难题,是更光明的选择。

  中国人传统说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你负面地看,如果这件事真的是负面的,它必定会出现,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去阻止它。你积极去看,再把正向的因素调动起来,朝好的方向去努力,天地万物会为你的正面积极的想法,去做改变。

  张英:在审时度势和积极选择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毕淑敏:我会觉得往积极方面考虑,是更好的心态。让自己心情愉悦,事情一定要坏掉,那也没什么办法。我有时候心想,人最后终有一死,我积极地活着,然后从容赴死好了,在这之前快乐地生活吧。


父母要懂得放手


  张英:怎么看待家庭教育里的“虎妈”现象?

  毕淑敏: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不能够离开社会大环境单独讨论这个现象。大家对未来有一种不安全感,父母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孩子,在将来社会竞争的时候多一点胜算和机会。我的经验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坚强的内心,心理健康水平高的话,他将来胜算的机会就比较大。

  胜算不仅仅指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在某一个学科成为特别杰出的人物,或者他当多么大的官发多么大的财,是否建功立业,而在于他能否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哪怕这孩子将来当厨师,如果他做的每一顿饭里面都有爱和喜悦,又怎么能说这样的人生就一定不值得过呢?

  张英:让孩子做一个坚强和幸福的人。

  毕淑敏: 对,无论我们多么爱自个儿的孩子,孩子一辈子是一定会有挫败的时刻,一定会经历凄风苦雨,一定会遭遇父母无法为他遮挡的那种天灾人祸,那是他必须独自经历的人生。

  那时候父母也许不在了,也许人虽在但也无奈,帮助不了他,只能靠他自己度过。我们爱孩子,送给他最好的礼物,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让他懂得困难是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

  一个幸福的人,并不是这一生没有困难,没有灾难,没有苦恼,没有悲伤,只是他不会被这些东西长久地打倒,匍匐在地上不能起来。他只要能站起来,恢复向前看的勇气,我觉得就是父母教育的成功。

  张英:内心坚定,知足常乐。

  毕淑敏:现在人的不安全感太严重了,比如说医疗安全,不晓得你到底会生什么样的疾病,比如说教育安全,你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把一个孩子送到他能上的好学校。比如说你住的房子,你希望居住在市区核心地段,希望有别墅,这些都是带给我们不安全感的事物。过去有100万你就觉得安全,现在你得有500万或者1000万,甚至觉得到了这些数字也不安全。

  安全感来自人的内心,一个内心不安全的人,有多少物质的堆积,仍旧是不安全的,如果内心是安全的,我觉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乐观、稳定的态度,坚定、强大的内心,对人生和生命有清醒的认知,不怕死,不轻易受外界的影响,这些都会让你增强安全感。

  安全感不来自外面,安全感永远来自内心。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没有那么大的房间,我没有那么多的保险,我没有很多财物,但我仍然觉得我是安全的。我对我自己有信心,我有养活自己的能力,我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有基本的退休工资,一天有三餐饭,有大体的医疗保障,我就觉得安全。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更强大的不安全感呢。

  所以我会觉得,现代人的不安全感,一部分来自身边的影响,比如一个女子会觉得我要嫁一个男的他变心怎么办呢?一个男子可能会觉得,这个女人要是不安分了那我怎么办呢?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外面信息影响,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人自危,变成被欲望和物质劫持的俘虏。

  人生里必有一些境况,是人不能掌控的,不能掌控那部分,接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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