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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 姜文的“老来狂”-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日期:2018-07-1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电影也像吃饭,不对胃口的,半小时都坚持不下去。但是对于姜文电影,比离场更错的做法,大概就是过分解读吧?各种历史隐喻,足够解释出上下五千年来?姜文自己却说:我拍电影就两个标准,自己喜欢,儿子们爱看。而姜文的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
作者|阙 政

7月13日,姜文暌违4年的新作《邪不压正》公映,迎面撞上了公映一周仍然票房和排片双双高企的《我不是药神》。有观众评论:“我要是姜文,我现在很慌”。但看完《邪不压正》,我却感叹:当新导演选择遵从商业电影规律,一颦一笑均经过精心计算的时候,“老姜”反倒显得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导演了——恣意汪洋,拒绝取悦,通篇就是一个大写的“我”字,爱我的观众请举手,不爱我的,就请你走。

借小说一个壳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长篇武侠小说《侠隐》。看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饿。
  “巴掌大的猪油葱饼,李天然吃得又香又过瘾。爆羊肉,西红柿炒蛋,凉拌黄瓜,香椿豆腐,家常菜,五年没吃了。”离开北平五年再度归来的男主人公李天然,在等待报仇机会的日子里,主要就是吃饭喝酒遛弯,“里九外七皇城四”,一会儿是“都一处”的烧麦,一会儿是“一条龙”的包子。要是让陈晓卿买走凯发官网入口地址的版权,拍成一部“舌尖上的侠隐”根本不成问题。据说王朔当年看了,馋得半夜起来自己给自己做饭吃。
  作家张北海出生在北平,1949年13岁时就随家人迁往台湾,20出头就定居纽约,成名作是一系列“纽约客”故事,而《侠隐》却是在他退休之后才写,也是第一部武侠题材小说。暮年追忆童年,并无电影中所展现的“荷尔蒙飞溅”,反而相当古朴沉静。
  小说开头对马凯医生(电影中作亨德勒)的描写颇有点像程耳导演拍摄的上海民国故事《罗曼蒂克消亡史》:“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他们不光是那些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姘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
  又写李天然遛弯,所见景色是:“街上人不少。有的赶着办节货,有的坐着蹲着晒太阳。两旁一溜溜灰灰矮矮的瓦房,给大太阳一照,显得有点儿老旧。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儿,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优哉游哉地。”
  《侠隐》的复仇故事,在一众武侠小说里并不显得新鲜刺激,恰恰是张北海笔下这个“上了点儿年纪”的、叫人一住下就离不开的北平,那些“乡愁与旧韵”,才是小说备受“京圈”推崇的原因。
  《侠隐》故事发生的年代,在小说中有明确定位: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宛平县太行山庄一家四口被杀,死的是太行派师父顾剑霜、师母顾杨柳、二师兄顾丹心、师妹顾丹青,行凶的是大师兄朱潜龙和日本人羽田次郎,被师父任命的新掌门李大寒侥幸逃走,翌年在美国医生的帮助下赴美整容,五年后化名“李天然”,归国报仇。
  李天然回国之日,恰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那是“侠”与“国”都岌岌可危面临灭亡的关头。李天然在筹划复仇时遇到的最大心理障碍,并不是电影中的“临门怂”,而是内心对自己的怀疑:国都将不国了,私人恩怨还有必要行侠仗义吗?
  按照从前的江湖规矩,侠者“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不为非作歹、不投靠官府”。但李天然到头来还是不得不与半官方的蓝青峰合作,才大仇得报。“世界上的事真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师父从前哪有这么多麻烦?”快意恩仇、说干就干的江湖游戏规则,说散就散,说完就完。“太行派”消失之后,“老北平”也在战火中消失了:“不管日本人什么时候给赶走,北平是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古都,这种日子,全要完了……一去不返,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了……”。
  昨日游侠,和昨日北京先后消失,一去不返。

少要持重老要狂

  作为一个曾经想和姜文抢《侠隐》电影凯发官网入口地址的版权的老北京,高晓松是第一个看到《邪不压正》半成品的观众,看完,他问姜文:“书里那些我最喜欢的老北京乡愁与旧韵去哪里了?”

  抱着看“《阳光灿烂的日子》进阶版”心态进电影院看《邪不压正》的人,心态恐怕都要崩坏——除了“李天然海归报仇”的故事外壳,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说一句:和《侠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小说里的“侠”,是李天然;小说对李天然功夫的描写,就轻描淡写八个字:身轻如燕,手重如山。李天然复仇,什么招儿都不使,“就找个隐秘的地方躲在那儿,无论白天晚上,一动不动”,一旦瞄准目标,先是一掌击毙日本人,再是饭局上利利索索四枪,把仇人朱潜龙给结果了。崇拜李小龙的张北海先生出招也如李小龙,快准狠,半句废话都没有。

  而电影里的李天然却如海归abc,一身腱子肉,胸大无脑,见谁都叫爸爸,一回国就给女人屁股上盖上戳,恨不得每走一步都打草惊蛇,向全世界宣布“我李天然回来报仇了”。杀日本人和朱潜龙的最后决战也如小孩掐架,使的都是掰手指耍无赖之类的阴招,并无半点快意恩仇可言。更有意思的是,电影将当年朱潜龙的灭门动机,从“当不成掌门娶不到师妹”,改成了“帮日本人种鸦片”;还让朱潜龙颠倒黑白,把李天然塑造成狗的样子,跪拜在师父墓前受千万人唾弃。如果说《侠隐》里的“侠”之没落是因为洋枪、因为战争,那么《邪不压正》里的“侠”没落得更加彻底——因为正义和邪恶的界限都分不清了,所谓的“邪不压正”,也可以是“邪”压“正”之后再把自己塑造成了“正”。

  再看小说里的“隐”,是李天然隐于市井、隐于墙头屋瓦等待时机。为什么要上房揭瓦?是源于“太行派”师门之约:每逢阴历初一,在西洋楼废墟屋顶赴约。等在屋顶的李天然,完全身处“严冬”:“他趴在房顶上一动不动。瓦上冰雪的寒,已经刺进了他的骨头。”
  这个隐于屋顶的设定,想必是小说最打动姜文的部分——因为后来他不惜工本打造了四万平方米的屋顶,在这片一望无际的老北平屋瓦上,他让李天然不只是蹲伏,还奔跑,一路从白雪皑皑跑到艳阳高照,从严冬跑入盛夏。
  影评人石川如此形容《邪不压正》的屋顶戏:“全片以屋檐为界,勾勒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屋檐之上是天高任鸟飞的江湖世界,个人在那上面辗转腾挪、如鱼得水,屋檐之下是步步陷阱,险象环生的庸常乱世。与屋顶游走的马小军一样,能在屋脊上骑车的李天然才是姜文心中真正的理想自我。”
  姜文说自己从小住在史家胡同、内务府大街,与张北海旧居的干面胡同,就是几步之遥。别人看《侠隐》觉得馋,他不馋。别人看《侠隐》舍不得老北平的乡愁旧韵,他舍得。甚至于张北海自己都念念不忘的“老北平这‘金粉十年’,是有关有钱人的乐园,老百姓的清平世界”,他也不以为意。“民国也有民国的可爱。”姜文说,“但我不觉得那是黄金时代。中国不存在想象的辉煌时代而我们错过了。”

  所以他想拍的,是第一遍看小说时就击中自己的那个东西,是撞开他情绪的那个东西——看完《邪不压正》,我猜撞开他情绪的东西之一,必然是屋檐世界——屋檐以下,每个人物都显得那么混不吝地虚晃一枪,当你刚以为姜文要说些民族大义礼义廉耻的时候,他们只是嬉笑着走了个过场;而屋檐以上,奔跑的李天然却展示了他“侠”也好“天赐大恨”也好背后的真相:一个孩子。在充满孩子气的无尽奔跑中,李天然找到了巧红,后者给了他屋檐下那些“爸爸们”没能给做到的精神启蒙。“如果没有巧红这样的人做精神导师,李天然还在走下坡路。”姜文说,“到后半截他通过和巧红的碰撞变得自觉了。像很多男人一样,不经过和女性的碰撞,不会有自觉意识。”


  高晓松把姜文誉为“逆生长”:“当年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有30岁,电影拍得沉静内敛,节制悠长,像50岁时追忆似水年华。如今50多岁的他拍《邪不压正》,满屏荷尔蒙飞溅,爱恨劈头盖脸,仿佛30岁的气宇轩昂。一个人可以逆生长,鬼怪也。”
  而姜文也认同了这样的评价,说自己是天生的“少要持重老要狂”:“小时候爱装老,其实拍《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会儿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并不远,我是假装过了很多年。到现在拍《邪不压正》,连剪接速度都比以前快。”

不夹带私货的都不叫创作

  情节上的“借壳”还是小事,《邪不压正》不但在整个情绪上“背叛”了原著,细节部分更是满满的“夹带私货”。
  这个词,在姜文看来根本是夸奖,因为“不夹带私货的都不叫创作。没有私货就没有黑泽明,没有私货也没有卓别林”。要是没有私货,还叫什么“作者电影”,还叫什么“姜文电影”?

  《邪不压正》里的私货,那是数都数不过来。按戏份多少来说,大的就有关巧红的原型施剑翘、蓝青峰的隐藏身份、协和医院里挂的那颗肾、华北第一影评人潘悦然。


  施剑翘复仇孙传芳的故事,在小说里就曾提到一笔,但也只是一笔带过。裁缝店的关巧红本身并没有父仇要报,也没有见到仇人却下不了手的心结。姜文对民国女侠施剑翘的故事显然是属意已久的,他买下影视凯发官网入口地址的版权的不仅是《侠隐》,还有《施剑翘传》,豆瓣上还有一条2020年《施剑翘传》会上映的条目,主演还是周韵,不知是真是假。但施剑翘的复仇故事,显然已经被化用到了《邪不压正》的关巧红身上。据说施剑翘还是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里宫二的原型,大导们(还包括侯孝贤的《聂隐娘》)对女侠故事还真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蓝青峰在小说里始终是个神秘人物——他不是李天然真正的救命恩人,更不是蓝爸爸,出场极少。书中人物对他的猜度也是“老西儿,五台人,十七岁参加了山西的辛亥革命,完后去日本念书……早稻田……完后跑了趟欧洲。回来闲了几年,认识了冯玉祥……冯在北京当陆军检阅使……蓝去给他做少校参谋,一直干到上校,干到北伐……”表面上是民族实业家,至于暗地里是南京中央,还是本地二十九军,或者是延安的人,作者都认为不重要。而电影里,姜文饰演的蓝先生戏份多到溢出,成为“三岔口”式借力打力剧情里重要的一环。
  协和医院挂着的肾究竟是不是梁启超的?恐怕还存争议。梁启超53岁时得肾病,经协和医院检查出右肾疑似肿瘤,遂由当时院长刘瑞恒行手术切除,但出院后仍有病症。其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表达了对医生的失望,于是引起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其后更传出系因医生割错了肾——2006年协和医院曾举办一次病案展览,展出了当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还附上梁启超本人用英文写下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以此为百年公案正名。
  而华北第一影评人、庄士敦的学生潘悦然,还是由姜文的影评人朋友史航亲自上阵扮演。有人觉得这是姜文在为自己出气——因为影评人老是骂他,对此姜文觉得很委屈:“我多爱影评人才找我哥们儿史航来演啊”,“就是他给我推荐的《侠隐》小说”。据说史航原本还想演李天然来着,最终还是演了潘悦然,因为“史航演死是一绝,他能不出气”。史航还给自己写了人物小传:“庄士敦的著名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里》提到,他给逊清皇帝溥仪上课的时候,内务府都派人监视,他屡屡抗议而无效。其实,那个派来监视的就是潘悦然,那时候他当然还是个小潘潘,小潘潘可没觉得自己是去监视庄先生的,他觉得自己就是去上课的。潘大爷心善,每次吭哧瘪肚交出五个字影评,往往也就是‘大家不容易’或者‘万万没想到’。他老师庄士敦说过,世界上最不能玷污的东西,第一是电影,第二是电影,第三还是电影。老潘他逮谁跟谁说这话。”
  电影里的影评人,被姜文讥刺为“只认得五个字”“不看电影就作评”。电影外,《邪不压正》依然和姜文的前两部“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一样,收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正如影评人周黎明所说:“喜欢者看到了飞扬,不喜欢者看到了不着地。”
  不着地的那些,同样是私货——给女人盖屁股章,把日本人的名字从羽田次郎改成“根本一郎”,给李天然取个洋名“布鲁斯”变成“布鲁斯·李”,把太行派的师父师母塑造成漫画式,把朱元璋和朱潜龙搁一块儿比下巴长短,曹雪芹在哪儿都写过《红楼梦》,天上掉下铜钱,把自己关小黑屋“这他妈这么黑我怎么知道过了几天”,让唐凤仪李天然私奔去马尔代夫坐等海平面下降腾出整个南半球,“别哭了再哭就到了”,让彭于晏光着屁溜裸奔,一会儿又爬上地安门外大街的钟楼,每天敲钟,“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
  别说老北平的乡愁旧韵在《邪不压正》里消失得彻彻底底,还让人咂摸出了几分港片的味道——不是么?腾出南半球这种对白,恍惚以为在看周星驰;裸奔那段,依稀像是彭浩翔的手笔;而整部戏不用看故事情节只需感受情绪弥漫的做派,又多么地像王家卫电影?“尽皆癫狂,尽是过火”,曾经用来形容香港电影的这句话,竟然也这么适合姜文的魔幻现实。
  电影也像吃饭,不对胃口的,半小时都坚持不下去。但是对于姜文电影,比离场更错的做法,大概就是过分解读吧?各种历史隐喻,足够解释出上下五千年来?姜文自己却说:我拍电影就两个标准,自己喜欢,儿子们爱看。而姜文的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
  还是史航说得对:“姜文的电影,诗意盎然,不是凑字押韵的那种诗,是让你忘情忘韵又心驰神往的东西。非要把诗意抠哧抠哧抠出隐喻,其实就是买椟还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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