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定义权”在谁手-凯发官网入口地址
阅读提示：定义权是一种比定价权更为根本、比政治权力更具基础性的权力。
知识就是力量，含义是多重的。它不止改变物质世界的状态，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力量和精神性的权力。权力是什么，定义很多，社会科学里面类似的词都一样。我想，权力本质上不过是作关于他人的决定而已。从工厂的小头头到各级官员，握有权力的标志，就是能够决定一些人应该做什么事情。知识的权力特征，不是这么直接的。知识作为一种权力，通过知识之外的“手”来实现。
前些时，《人民日报》报道，部分药品利益集团“发明”疾病，售卖“神药”，这就是一种知识权力的表现。拥有巨大财富的药品利益集团有时为了更大的利润，对人类健康重新定义，让没病的人“生病”，大打广告，并销售“治病”的药品。报道中举的一个例子是，某公司仅2016年广告费用达到2.6亿元，而同年药物研发费用为0.29亿元。这个例子并不足以说明是在“发明疾病”，但我们平时所说的“过度医疗”，就包括小病大治、无效而治，以及一部分“没病而治疗”。
说“发明疾病”，或许更能醒目地揭示利益集团怎样施展知识权力，但我愿意更平实一些，说“定义疾病”作为一种权力的利益化使用。“发明疾病”，可能是硬性的真的发明出一种切实的病症来，例如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导致的病症就是发明出来的；它也可以是软性的，就是通过利益化的疾病定义来实现。
定义疾病，包括定义什么是病、什么是有病。每一个定义，都可能是客观的、科学的，也可能是主观的、不科学的。有时，主观和不科学是因为认识能力和治疗水平，但也不排除有时就是利益起作用。
知识在现代生活中的权力性，不只是定义疾病，还包括运用疾病定义去诊断，例如一个犯罪的人，通过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是否获得精神疾患的诊断，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其判罚。知识在现代还用于定义生死，什么算死亡，什么是生理死亡，什么是法律上的死亡，定义一旦成立，社会就以之为法定依据。
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面临“定义”。定义一旦发生改变，社会的基底结构和治理方式就改变了，定义是使事情“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前提。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黄世仁和杨白劳的故事，过去被定义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故事，这样杨白劳的命运就应予同情，他的反抗就值得赞赏。但后来，一些人重新定义这个故事，说黄世仁和杨白劳的故事，是一个借贷合同的故事，这样，杨白劳就是一个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者，他的反抗就毫无道理。在不同的定义下，处理“黄杨纠纷”的办法是绝然不同的。
当知识的定义发生在精神层面，人的精神就受到了控制，这不涉及到社会机制问题，但会涉及到人对诸多事情的判断。例如，一个人怎样定义中国，又怎样定义美国，会深刻地影响他对相应国家行为的判断。有人认为美国代表着人类的方向，一切皆文明，于是美国的炸弹扔到哪里，就是哪里应该挨炸，美国要制裁哪里，就是哪里应该被制裁。美国的霸道，往往也在于它“定义权”足够大。有人觉得中国的文化就是落后的，那么这种文化当然就只能算是病症，只能被治疗甚至无药可医，只能死掉了事。当一个人被这样的精神所控制，可能还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而不觉得已被深度催眠和洗脑。
我并不是说，跟上面这种深度催眠和洗脑恰好相反，就是一种好的东西。其实，与之恰好相反，那是这种东西的镜像，同样是在催眠和洗脑之中。但真正的清醒仍然是可能的，那就是真正的客观、理性和辩证思维，任何东西有好和不好，任何定义有其可逮和不可逮之处。
定义权是一种比定价权更为根本、比政治权力更具基础性的权力。掌握知识的人，有一套软件、一套操作系统，这套操作系统正常不正常，大众应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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